20世纪初，湖南教育界、知识界兴学之风，盛极一时。早期毛泽东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在从军未果的情况下，考入了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利用担任学生组织「学友会」总务的机会，开办工人夜校；将毕业时，首先设想的是兴学从教；毕业后即进行「工读互助」的实验。他自称「教育是我的职业」1，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打破正统的教育模式，建立自己的理想教育模式。本文着重讨论毛泽东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渊源。

一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存在「君子」、「小人」两分的社会结构观念。就「君子」的社会责任来说，正如他的同乡曾国藩所说的：「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2儒家为维护封建纲常论理而行「仁政」，是基于尊卑差别，也就是贤愚差别，把教育「小人」视为「天」授予「君子」的政治义务。

　　1913年春，时年二十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1918年6月毕业，接受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教育，开始了他一生对教育的特别关注。

　　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笔记《讲堂录》中就说3：

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1917年8月，毛泽东给既是老师又是同乡的黎锦熙写信：「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信中说他「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

　　 这封信叙述了他所怀抱的理想和通过教育「救世」的计划。他说：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

　　这是说，因为「小人」同为「吾宇宙之一体」，君子应「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君子」对「小人」有教育的责任。

　　他试图通过教育来弥补人的「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他认为4：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尤宜护惜，何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几个月后，这种设想通过「筹办夜学」获得实现。

　　1917年10月，一师的学生组织「学友会」改选，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实际主持会务，并筹办夜学。

　　1917年10月30日，毛泽东用白话文写出适合工人看的〈夜学招学广告〉，列举工人「最不便益」（方便）的几件事：「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广告夜学教学的内容、时间等。同时，以学友会名义致函校友，函称：「敝会发起夜学，原欲灌输常识于社会，经尽师范天职。尊处工人极多，想不乏热心求学之人，……望先生广为劝导，俾早来报名。」通过广告宣传，报名夜校者达百余人5。

　　1917年11月，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中，介绍了欧美的经验6：

　　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育者，而不忍恝置也。

　　为佐证通过教育救「小人」的思想，在上述给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还引用了儒家经典论据7：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钨，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这里所说的从「据乱、升平二世」，进「太平世」，是指汉代儒家的「公羊三世说」和近代改良派理论家康有为的「大同观」。毛泽东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反映出他对康有为主张的儒学传统大同思想的认同。

　　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大同的追求。到秦汉之际，《礼记·礼运》中提出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加以阐释，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的顺序发展的，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是「升平世」、大同社会是「太平世」。他说：「盖自据乱至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无不同风。」8

　　康有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览全地」，他借用西方进化论，提出的中国近代大同论，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其目标是批判封建制度，推崇「天赋人权」，主张推进民主，发展经济，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现代人才。他的学生梁启超以此作为发展教育的理论依据：「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相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他以近百年来，欧洲各国以智取胜为例，得出了「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源，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结论，作为兴学的依据，这在19世纪末的晚清是十分先进的思想9。

　　当然，康有为的大同观，承认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和过程，但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不断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有它的局限性。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40年代末，毛泽东还曾反复提及，年青时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当然不再是「消灭国家权力」，而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0

二

　　从价值取向看，中国古代「大同观」，往往是儒家理想与道家乌托邦想象杂置并陈。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中，还可明显反映出「大同」与外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呈的现象。

　　空想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由于它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但空想终究是一种凭借激情随意想象的幻假图景，这种图景只能导向虚无缥缈的境地。中国一些青年知识份子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多个来源，对早期毛泽东影响较大者，有日本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 　　早期的毛泽东抱着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价值追求，多次进行了「工读互助」和「新村」实验。不过，他所设想的只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与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职业教育的「半工半读」有质的区别。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毕业后与蔡和森等到岳麓山野餐露宿，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计议在此间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来实现建设新社会。对此，蔡和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11。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发表〈学生之工作〉，其中说：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本位说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他认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