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他希望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并且通过「新村」的实行，改造中国。他以日本的新村运动为例说12：

　　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代表同情于吾人者。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同年7月4日，毛泽东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毛泽东发表〈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岗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武汉参加织布厂工作。毛泽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13。


三

　　五四时期，无论新儒学的学者还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富国的方法的先进知识份子，他们的主题都是以富强来救国，并且提出了许多改革设想和要求。毛泽东从少青年时代熟读儒家经典，不仅受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他出身农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独特的乌托邦价值观，来源于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某种共产主义天性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是-致的，因此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说：他所「梦想新社会生活」，是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建设新村，并详细列出「新村」项目，认为「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这种「新精神」，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纵情田园的思想。他还说：

　　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玉）蜀黍等亦可间种。粗工学生所难为者，雇工助之。

　　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养之。

　　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

　　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学生认为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

　　毛泽东在此文中还主张废弃学校的手工科、体操科，以生产取代之。他说14：

　　现时各学校之手工科，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掷诸虚牝，所谓「能力不经济」。手工科以外，又有体操科亦然，各种之体操，大抵皆属于「能力不经济」之类。今有各项工作，此两科皆可废弃之。两科之利，各项工作之中，亦可获得。

　　毛泽东的中、后期对农业、农村教育的高度关注。他主张把教育重点放到农村、反对单纯升学模式。到70年代末，国农村高中普及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他要求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到农村举办，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在全国掀起一场搬迁风，使农业院校受到严惩破坏。

　　很明显，他的教劳结合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教劳结合思想是存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教劳结合是复杂而非简单的过程。他们主张教育不仅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更要同综合技术教育相结合，而且进行体力劳动也是为了「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5

四

　　毛泽东早期的教育思想并不只是上述来源，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实用哲学大师杜威本人和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著作，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很大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推崇「综合教育计划」，反对职业训练与文化修养的背离，职业与个人发展的对立，主张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结合，提倡「做中学」等，在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有明显的反映16。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中，提出七十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中，教育问题居第一位。教育问题又有十七个子问题，其中「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是最后一个问题17。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介绍健学会会则规定要「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列举了该会组织的演讲，如「采用杜威教育主义」，并对此予以肯定，认为「传播之快，得益之大，不可计量」18。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一文中说：「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19

　　1920-1921年间，杜威在中国讲学。1920年10月曾来长沙，同来演讲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此次讲演的记录员。

　　1920年11月10日，〈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一文中，开列的书目有杜威五大演讲、实验主义、杜威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等一大批20。

　　毛泽东创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时，曾建立由职员轮流记载日志的制度，主要记录教学和管理情况。1917年月11月，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中，直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他主张「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大之大学校」21。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杜威「学校即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

　　1920年3月7日，由陈独秀、彭璜等人连署，毛泽东执笔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一「启事」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批判22：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是受教育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

　　「合理的教育」新模式，即「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这一设想，把杜威的「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与黄炎培所概括的「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实用」，「职业教育把读书与谋生结合在一起，不像中国谋生读书是两回事，学校毕业却不会谋生」的认识和对旧教育的批判是基本一致的。

　　在此之前，由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支援，目的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通过工学结合（职业与教学合一），达到经济自立。这一时期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地也有类似的工读组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