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反思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能否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有时的确会有偶然的巧合和反讽。
「学衡派」的美国导师，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1933年7月去世，《学衡》杂志恰好在这个月停刊。
梅光迪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思想方法和文化观念与胡适为敌。但他却是最积极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实践者。他革了旧式包办婚姻的命，与自己的女学生（东南大学第一届女生，也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李今英结婚。而胡适却一生就范于包办婚姻。
梅光迪反对白话文学，也拒绝写白话文。可是他的女儿梅仪慈作为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汉学家，却是以研究中国白话新文学为志业，并且是著名的丁玲研究专家。
若以实用主义的功利眼光来看，由于胡适的存在，梅光迪成为一个人生的失败者。胡适的阳光和辉煌，使得梅光迪逃遁海外或暗淡一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梅光迪执教美国时，因受Mercier教授的《美国的人文主义》一文的启发，而写了《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这是他自1922年8月在《学衡》第8期发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十多年后的历史反思。回顾自己曾置身而失败的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一腔的伤感，满腹的怨尤，以及无限的惆怅，流于言表。因为他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以及关于变革与革命的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这种传统比以往任何旧的传统都具有自我意识和良好的组织性，且不容异己的存在。他无法施加自己的学术影响，感到无能为力。
人文主义运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是否有一场所谓的人文主义运动？梅光迪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1一文中，他有系统的论述；《评〈白璧德──人和师〉》中，他说这是「儒家学说的复兴运动」2。同时梅光迪也承认「这样的一次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3，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4。其失败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它与中国思想界胡适及新文化派想要建成和接受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二是因为他们自身缺乏创造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称和标语口号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没能提出和界定明确的议题。领导人也没有将这样的问题弄清楚，或者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对普通学生和大众造成的影响不大。《学衡》的原则和观点给普通的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是模糊而狭隘地局限于在一些供学术界闲谈时谈论的文史哲问题上。
而胡适对《学衡》的看法则是认为它只是一本「学骂」。他认为「新文化─文学」的「反对党」已经破产，根本无力与「新文化─文学」对抗。更为乐观的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下令，自1920年起，小学课本改用白话文。这样一来，1922年1月创刊的《学衡》所反对的白话新文学，以及他们所反对的新文化运动的言行，便显得苍白无力。成了唐吉·可德战风车的局面。
1932年9月，梅光迪为《国风》第二期的孔子诞辰纪念专号写了《孔子之风度》。他是主张尊孔的。他说：孔子以多艺闻于当时。他除有最深挚道德修养外，更富于艺术兴味，故其发于外者，不为矜严，为雍容大雅之君子。孔子多情。多情者必多恨。他恨贪官蠹吏。恨自命放达，玩世不恭，而实一无所长者。恨乡愿。
白璧德的身影
欧文·白璧德的思想方法来源于英国的马休·阿诺德。在梅光迪之前，中国留学生张歆海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时，曾以研究马修·阿诺德作为博士学位论文。1923年2月，梅光迪在《学衡》杂志上刊出《安诺德之文化论》，介绍阿诺德的文化思想。
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主将，是英美知识传统中具有文化保守倾向的思想家。他对社会的变革，有自己主见。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中文译者韩敏中在《译本序》中指出：阿诺德所希望看到的变革和进步是「绝对不能脱离过去，脱离历史和文化的根基，绝不能轻言甩掉我们的历史、文化、情感、心理的包袱」。「为了在秩序中实现变革，使英国、当然也是使人类平稳地走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依靠广义的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行为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5。
1914、1915年间，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梅光迪，因偶然的机会，听到R S 克莱恩教授的一次演讲。克莱恩指着白璧德的新着《现代法国评论大家》对同学们说：「这本书能让你们思考。」6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使梅光迪从托尔斯泰式的人文主义框框中走出，沈迷于白璧德的世界里。梅光迪由白璧德思想的启发而认识到，中国也必须在相同的智能和精神的引导下，以冷静、理智的态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牢固树立起历史继承感并使之不断加强。只有这样才能跨越新旧文化的鸿沟，使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相映生辉。为了能够聆听这位新圣哲的教诲。梅光迪1915年秋转学到哈佛大学。
白璧德继承了马修·阿诺德的思想，其人文主义的要旨为生活的艺术，即追求人生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人文主义要求具体的个人从自己的修养入手，以好学深思，进德修业，「向内做工夫」。进而谋求理性与感情的和谐，求得人格的完整。人文主义的理想为君子风度。君子有三长：中立（克己、节制、不激不随）、敏感（反对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异）、合理（合于标准，不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与中国的儒家学说：中庸、仁、礼正好相当，或最为接近7。
白璧德等人所领导人文主义运动主要目标是，要把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圣人们走过的路径之上，即「用历史的智能来反对当代的智能」8。
白璧德是以研究比较文学为志业，力言沟通文学、哲学的重要，主张以哲学为内隐，文学为显现，且二者互为映照，即华采中富有内涵。梅光迪为白璧德的受业门生，两人思想「最为深契」9。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照搬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模式，就许多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而言，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为中国的「学衡派」同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灵感源泉10。
梅光迪认为，作为导师，白璧德帮助梅光迪等中国学生找到了自我，并发展了自我的能力。他对儒家人文主义的评价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向他的中国学生指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他们在当今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主张中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事实上，白璧德影响中国的只是梅光迪等少数或另类。而多数的或从众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一派人。
虚幻的精神启蒙？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梅光迪认为胡适及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人的是一场虚幻的精神启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使得大多数中国人从极端的保守变成了极端的激进。而其中严肃认真的一少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的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所带来的煎熬，甚至是绝望和忧伤。由于在中国的教育文化、政治思想领域扮演主角的知识份子（指胡适等人），自身思想肤浅，且已经完全西化，他们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缺乏起码的理解和热爱，「对自己的祖先嗤之以鼻，以民主、科学、效率及进步为其支架，毫无愧疚与疑义地将目前西方的官方哲学当作积极的主要价值观」11。「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使中国文化丧失了自身利益的特性和独立性，成为欧美的文化翻版。梅光迪担心的是「用不了几年时间，中国很可能就会成为西方所有陈旧且令人置疑的思想的倾倒之地，就像现在它已成为其剩余产品的倾销地一样」12。他说导致中国大多数人走上激进之路的原因主要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冲击，而国内回应的便是由此引发的革命热潮和革命运动。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便导致了对文化传统的置疑和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在面对陌生的突发性事变而又必须作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他们因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进而转向西方以求光明和向导。结果
历史有时的确会有偶然的巧合和反讽。
「学衡派」的美国导师，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1933年7月去世，《学衡》杂志恰好在这个月停刊。
梅光迪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思想方法和文化观念与胡适为敌。但他却是最积极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实践者。他革了旧式包办婚姻的命，与自己的女学生（东南大学第一届女生，也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李今英结婚。而胡适却一生就范于包办婚姻。
梅光迪反对白话文学，也拒绝写白话文。可是他的女儿梅仪慈作为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汉学家，却是以研究中国白话新文学为志业，并且是著名的丁玲研究专家。
若以实用主义的功利眼光来看，由于胡适的存在，梅光迪成为一个人生的失败者。胡适的阳光和辉煌，使得梅光迪逃遁海外或暗淡一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梅光迪执教美国时，因受Mercier教授的《美国的人文主义》一文的启发，而写了《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这是他自1922年8月在《学衡》第8期发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十多年后的历史反思。回顾自己曾置身而失败的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一腔的伤感，满腹的怨尤，以及无限的惆怅，流于言表。因为他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以及关于变革与革命的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这种传统比以往任何旧的传统都具有自我意识和良好的组织性，且不容异己的存在。他无法施加自己的学术影响，感到无能为力。
人文主义运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是否有一场所谓的人文主义运动？梅光迪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1一文中，他有系统的论述；《评〈白璧德──人和师〉》中，他说这是「儒家学说的复兴运动」2。同时梅光迪也承认「这样的一次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3，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4。其失败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它与中国思想界胡适及新文化派想要建成和接受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二是因为他们自身缺乏创造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称和标语口号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没能提出和界定明确的议题。领导人也没有将这样的问题弄清楚，或者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对普通学生和大众造成的影响不大。《学衡》的原则和观点给普通的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是模糊而狭隘地局限于在一些供学术界闲谈时谈论的文史哲问题上。
而胡适对《学衡》的看法则是认为它只是一本「学骂」。他认为「新文化─文学」的「反对党」已经破产，根本无力与「新文化─文学」对抗。更为乐观的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下令，自1920年起，小学课本改用白话文。这样一来，1922年1月创刊的《学衡》所反对的白话新文学，以及他们所反对的新文化运动的言行，便显得苍白无力。成了唐吉·可德战风车的局面。
1932年9月，梅光迪为《国风》第二期的孔子诞辰纪念专号写了《孔子之风度》。他是主张尊孔的。他说：孔子以多艺闻于当时。他除有最深挚道德修养外，更富于艺术兴味，故其发于外者，不为矜严，为雍容大雅之君子。孔子多情。多情者必多恨。他恨贪官蠹吏。恨自命放达，玩世不恭，而实一无所长者。恨乡愿。
白璧德的身影
欧文·白璧德的思想方法来源于英国的马休·阿诺德。在梅光迪之前，中国留学生张歆海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时，曾以研究马修·阿诺德作为博士学位论文。1923年2月，梅光迪在《学衡》杂志上刊出《安诺德之文化论》，介绍阿诺德的文化思想。
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主将，是英美知识传统中具有文化保守倾向的思想家。他对社会的变革，有自己主见。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中文译者韩敏中在《译本序》中指出：阿诺德所希望看到的变革和进步是「绝对不能脱离过去，脱离历史和文化的根基，绝不能轻言甩掉我们的历史、文化、情感、心理的包袱」。「为了在秩序中实现变革，使英国、当然也是使人类平稳地走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依靠广义的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行为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5。
1914、1915年间，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梅光迪，因偶然的机会，听到R S 克莱恩教授的一次演讲。克莱恩指着白璧德的新着《现代法国评论大家》对同学们说：「这本书能让你们思考。」6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使梅光迪从托尔斯泰式的人文主义框框中走出，沈迷于白璧德的世界里。梅光迪由白璧德思想的启发而认识到，中国也必须在相同的智能和精神的引导下，以冷静、理智的态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牢固树立起历史继承感并使之不断加强。只有这样才能跨越新旧文化的鸿沟，使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相映生辉。为了能够聆听这位新圣哲的教诲。梅光迪1915年秋转学到哈佛大学。
白璧德继承了马修·阿诺德的思想，其人文主义的要旨为生活的艺术，即追求人生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人文主义要求具体的个人从自己的修养入手，以好学深思，进德修业，「向内做工夫」。进而谋求理性与感情的和谐，求得人格的完整。人文主义的理想为君子风度。君子有三长：中立（克己、节制、不激不随）、敏感（反对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异）、合理（合于标准，不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与中国的儒家学说：中庸、仁、礼正好相当，或最为接近7。
白璧德等人所领导人文主义运动主要目标是，要把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圣人们走过的路径之上，即「用历史的智能来反对当代的智能」8。
白璧德是以研究比较文学为志业，力言沟通文学、哲学的重要，主张以哲学为内隐，文学为显现，且二者互为映照，即华采中富有内涵。梅光迪为白璧德的受业门生，两人思想「最为深契」9。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照搬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模式，就许多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而言，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为中国的「学衡派」同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灵感源泉10。
梅光迪认为，作为导师，白璧德帮助梅光迪等中国学生找到了自我，并发展了自我的能力。他对儒家人文主义的评价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向他的中国学生指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他们在当今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主张中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事实上，白璧德影响中国的只是梅光迪等少数或另类。而多数的或从众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一派人。
虚幻的精神启蒙？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梅光迪认为胡适及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人的是一场虚幻的精神启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使得大多数中国人从极端的保守变成了极端的激进。而其中严肃认真的一少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的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所带来的煎熬，甚至是绝望和忧伤。由于在中国的教育文化、政治思想领域扮演主角的知识份子（指胡适等人），自身思想肤浅，且已经完全西化，他们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缺乏起码的理解和热爱，「对自己的祖先嗤之以鼻，以民主、科学、效率及进步为其支架，毫无愧疚与疑义地将目前西方的官方哲学当作积极的主要价值观」11。「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使中国文化丧失了自身利益的特性和独立性，成为欧美的文化翻版。梅光迪担心的是「用不了几年时间，中国很可能就会成为西方所有陈旧且令人置疑的思想的倾倒之地，就像现在它已成为其剩余产品的倾销地一样」12。他说导致中国大多数人走上激进之路的原因主要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冲击，而国内回应的便是由此引发的革命热潮和革命运动。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便导致了对文化传统的置疑和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在面对陌生的突发性事变而又必须作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他们因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进而转向西方以求光明和向导。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