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反思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是中国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优势。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学衡》的使命
梅光迪自己视他和《学衡》同人是另类，是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层思考的，有能力对中国人的生活中发生剧变进行合理解释的知识份子，是中国西化运动中的理性之翼。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也是大学里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阵地主要是1922年1月创办的《学衡》杂志（1922年1月──1933年7月），和相应的三个报刊：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吴宓主编，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南京的《史地学报》（柳诒征主编，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国风》（柳诒征、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编辑，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
在《学衡》的同人看来，捍卫中国知识界的伟大传统，维护它的声誉，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学衡》神圣的历史使命。面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强大走势和猛烈的批判炮火，他们并非对自身民族传统中的问题熟视无睹，他们更愿意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经过长期的与世隔绝之后，已经陷入狭隘的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中，因此在比较和竞争中缺乏优势。所以，它必须要得到丰富、补充，在退化的情况下，还必须得到修正。而不是彻底毁灭它。《学衡》同人坚信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加以重新审视，为现代中国重塑平衡、稳定的心态。这样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的基础和可能。有了这个文化本位，才会有批判性的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的必要条件。《学衡》杂志的特别之处更在于它以各种方式告示国人，建立一个新中国唯一坚实的基础就是民族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其立场集中表现在哲学、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义及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梅光迪明确指出，《学衡》的「立足点是儒家学说」13。这和胡适等新文化的激进派要「打孔家店」的行为是公然的敌对。
作为文人的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十分注重道德基础和文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成了中国文学古典派的拥护者，强烈地反对胡适等「文学革命」者所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倾向。同时，梅光迪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很小的。但他借用并认同《学衡》同人楼光来对他们所做的工作的基本估价，即《学衡》「批判了地方主义运动的泛滥及沽名钓誉之人恶行猖獗，为道德等诸方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补充和纠错的作用」14。
梅光迪坚信，中国文化真正的活力，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这如同他在纪念刘伯明的文章《九年后的回忆》一文中所持的观点那样，只是面对现实，他又多了几分感伤。
现实的取向
梅光迪的教学生涯主要是在东南大学、哈佛大学和浙江大学。其中，在哈佛大学是主讲汉语。在东南大学和浙江大学是讲西洋文学。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主要体现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上。为东南大学的西洋文学系（由他创办，并任主任）和浙江大学的外文系（任文学院院长），他付出最多。他的同事张君川回忆说：「梅先生自己学贯中西，也要求学生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学外，不能忘记祖国丰富文学。他与吴宓老师素来提倡比较文学。如吴宓师在清华开有中西诗之比较一课，梅先生讲课常中西对比，不只使学生加深理解，实开比较文学之先声。」15
梅光迪由反对白话文，到「降格」16偶尔写白话文，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因为中小学生教育都改用白话文了。为自己的子女教育，他不能不写白话文。「他与自己的女儿通信时，总是用生动的白话文来表达自己的父女之情」17。
已为人父，且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梅光迪，是孩子教育的实际状况改变了自己自己对白话文的态度。白话文进入教育系统和孩子们轻松学习所带来的喜悦，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有明确的表示。他说：「我看着长子读《儿童周刊》和《小朋友》（给小孩看的故事书），我不能不感到一种快慰。毕竟我们用口语来代替文言死文字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至少已经成功的使千千万万下一代的孩子能活得轻松一些。」18梅光迪看到自己的孩子利用白话文的工具轻松的学习，一定和胡适有同样的喜悦。
梅光迪到浙江大学后，「经竺可桢校长的同意，继续发扬学衡精神」19。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一年。从上古到明清，以顺序选读。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还必须学一年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同时，大学一年级还要必修一年英文，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则要修两年英文。只有这样，才可能融通中西之学。
注释
1 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 《梅光迪文录》，页236。
3 《梅光迪文录》，页225。
4 《梅光迪文录》，页236。
5 马修·阿诺德着、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4。
6 《梅光迪文录》，页229。
7 《梅光迪文录》，页253。
8 《梅光迪文录》，页218。
9 《梅光迪文录》，页242。
10 《梅光迪文录》，页215。
11 《梅光迪文录》，页221。
12 《梅光迪文录》，页221。
13 《梅光迪文录》，页224。
14 《梅光迪文录》，页226。
15 张君川：〈梅光迪院长在浙大〉，载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页362。
16 沈卫威着：《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146。
17 杨竹亭：〈梅光迪──文采飞扬启后学〉，载胡健雄主编：《浙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页46。
18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页149。
19 胡健雄主编：《浙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页46。
《学衡》的使命
梅光迪自己视他和《学衡》同人是另类，是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层思考的，有能力对中国人的生活中发生剧变进行合理解释的知识份子，是中国西化运动中的理性之翼。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也是大学里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阵地主要是1922年1月创办的《学衡》杂志（1922年1月──1933年7月），和相应的三个报刊：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吴宓主编，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南京的《史地学报》（柳诒征主编，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国风》（柳诒征、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编辑，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
在《学衡》的同人看来，捍卫中国知识界的伟大传统，维护它的声誉，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学衡》神圣的历史使命。面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强大走势和猛烈的批判炮火，他们并非对自身民族传统中的问题熟视无睹，他们更愿意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经过长期的与世隔绝之后，已经陷入狭隘的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中，因此在比较和竞争中缺乏优势。所以，它必须要得到丰富、补充，在退化的情况下，还必须得到修正。而不是彻底毁灭它。《学衡》同人坚信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加以重新审视，为现代中国重塑平衡、稳定的心态。这样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的基础和可能。有了这个文化本位，才会有批判性的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的必要条件。《学衡》杂志的特别之处更在于它以各种方式告示国人，建立一个新中国唯一坚实的基础就是民族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其立场集中表现在哲学、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义及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梅光迪明确指出，《学衡》的「立足点是儒家学说」13。这和胡适等新文化的激进派要「打孔家店」的行为是公然的敌对。
作为文人的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十分注重道德基础和文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成了中国文学古典派的拥护者，强烈地反对胡适等「文学革命」者所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倾向。同时，梅光迪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很小的。但他借用并认同《学衡》同人楼光来对他们所做的工作的基本估价，即《学衡》「批判了地方主义运动的泛滥及沽名钓誉之人恶行猖獗，为道德等诸方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补充和纠错的作用」14。
梅光迪坚信，中国文化真正的活力，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这如同他在纪念刘伯明的文章《九年后的回忆》一文中所持的观点那样，只是面对现实，他又多了几分感伤。
现实的取向
梅光迪的教学生涯主要是在东南大学、哈佛大学和浙江大学。其中，在哈佛大学是主讲汉语。在东南大学和浙江大学是讲西洋文学。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主要体现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上。为东南大学的西洋文学系（由他创办，并任主任）和浙江大学的外文系（任文学院院长），他付出最多。他的同事张君川回忆说：「梅先生自己学贯中西，也要求学生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学外，不能忘记祖国丰富文学。他与吴宓老师素来提倡比较文学。如吴宓师在清华开有中西诗之比较一课，梅先生讲课常中西对比，不只使学生加深理解，实开比较文学之先声。」15
梅光迪由反对白话文，到「降格」16偶尔写白话文，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因为中小学生教育都改用白话文了。为自己的子女教育，他不能不写白话文。「他与自己的女儿通信时，总是用生动的白话文来表达自己的父女之情」17。
已为人父，且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梅光迪，是孩子教育的实际状况改变了自己自己对白话文的态度。白话文进入教育系统和孩子们轻松学习所带来的喜悦，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有明确的表示。他说：「我看着长子读《儿童周刊》和《小朋友》（给小孩看的故事书），我不能不感到一种快慰。毕竟我们用口语来代替文言死文字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至少已经成功的使千千万万下一代的孩子能活得轻松一些。」18梅光迪看到自己的孩子利用白话文的工具轻松的学习，一定和胡适有同样的喜悦。
梅光迪到浙江大学后，「经竺可桢校长的同意，继续发扬学衡精神」19。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一年。从上古到明清，以顺序选读。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还必须学一年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同时，大学一年级还要必修一年英文，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则要修两年英文。只有这样，才可能融通中西之学。
注释
1 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 《梅光迪文录》，页236。
3 《梅光迪文录》，页225。
4 《梅光迪文录》，页236。
5 马修·阿诺德着、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4。
6 《梅光迪文录》，页229。
7 《梅光迪文录》，页253。
8 《梅光迪文录》，页218。
9 《梅光迪文录》，页242。
10 《梅光迪文录》，页215。
11 《梅光迪文录》，页221。
12 《梅光迪文录》，页221。
13 《梅光迪文录》，页224。
14 《梅光迪文录》，页226。
15 张君川：〈梅光迪院长在浙大〉，载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页362。
16 沈卫威着：《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146。
17 杨竹亭：〈梅光迪──文采飞扬启后学〉，载胡健雄主编：《浙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页46。
18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页149。
19 胡健雄主编：《浙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页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