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宴必奏”此乐。吐蕃亦仿行，说明其对唐乐舞所知甚深，把这一套乐礼也袭用下来。又如藏族音乐中的“囊码”（nang-ma），原为宫廷乐，後流行於民间。据说，第司桑杰嘉错（1653—1705）时期，这是少数上层享受的一种雅乐。在探讨“囊玛”源头时，我们不应忽略唐时宫廷乐之影响。八世达赖时噶伦多仁旦增班觉逗留北京时，学习扬琴、笙等内地乐器，带回藏中又融人“囊玛”音乐之中，使之更加丰富。


　　2．戏剧藏族戏剧一般认为系14—15世纪时唐东结布（1385—1509）所创。此时正值内地元曲杂剧十分盛行之时，也是藏区正式被中央政权派官管理之後。因此，作为中国戏剧精粹的元杂剧理当对藏戏的产生有所影响。元杂剧的程式中，照例先有一场“楔子”，由一“副末”出场介绍剧情梗概或主旨。而现今藏戏中亦有类似的情况，正戏前照例有一场“温巴顿”（rngon—pa一vdon，又称“降嘎冉”）由演员扮“温巴”（猎人），以韵律之调诵唱剧情、介绍角色，还常有一汉装老者出场逗笑（极似内地戏中丑角的插科打訁军）口这些均显然受元杂剧之影响。有的藏戏（如安多藏戏、色达藏戏等）更从表演手法，布景、道具甚至演出场地等方面都借鉴了内地戏剧的经验，以丰富其表演


　　3．雕塑绘画拉萨大昭寺的松赞干布和赤尊、文成公主像以及释迦牟尼塑像和“四大天王”塑像“均为中原汉地的传统风格”。在其他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中也常可见到依汉式风格所塑的佛像。在绘画方面，汉式绘法对藏画的影响尤其大。藏昼流派中著名的“门鲁派”(sman－ungs)，尤“与汉地昼派风格相近”。”据藏文史料记载，该派创始人门唐巴·勉拉顿珠（sman—thang—han一sman-bla-don-grub）前生本是一汉地画师。他在一次“人静”中看到了自己前世所绘的一幅名为“甲则钦莫”的丝绸画，顿生“宿住通”（即了知前世的一切），才创立了这种画派。可见此派与汉式画法有很深的渊源。这种画派在藏族宗教画中很受重视，五世达赖绘“金钢鬘”唐卡时曾规定“文静佛像以门唐巴的传统绘画为准”。又如著名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所创的“噶日”画派，也是在黑帽系十世噶玛巴却英多吉川（1604—1674）大力吸收汉地画派的一些技法後，“形成与汉地画相接近的绘画新风格”，尤其在花木、房屋等的绘画方面借鉴汉画甚多。

三　　


　　文化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藏族文化吸收了一些汉文化，汉文化也吸收了一些藏族文化，例如唐代王室十分喜爱的马球，妇女脸上涂的日月型的膏痣，耳上戴的耳坠，乐器中的，唐朝贵族官吏用青绢制作的拂庐（大帐篷）等，以及後来元、明、清、民国各时期内地流传的佛教密宗等等均系从藏文化中吸收而来。当然，这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并不是等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文化相对後进的一方总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对先进一方的东西。“如像日本那样，西藏从唐朝大量的吸收汉文化，这绝不是巧合，因为中国盛唐文化的灿烂辉煌在中世纪是举世无比的”吐蕃文化构建中吸收唐文化多一些也就十分自然。而吐蕃文化又大部分被涵化於藏族文化中，因此，可以说藏族文化在构建之初就已吸收了不少汉族文化，随著藏汉民族关系的日益密切，这种文化交流亦不断加深。 


　　但是，藏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借鉴。吸收乃是一种文化的整合，即经过交流、吸收、选择最後使“移人”的部分融合於藏民族固有文化之中，成为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绝不是机械地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摹仿汉文化。这些文化因子的“移入”，无疑对藏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挪用。 


　　人类文化史证明：凡是比较优秀的璀璨的民族文化，无不是善於和勇於吸取其他文化而发展起来的。藏族在吐蕃时期奉行文化开放政策，唐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均不遗馀力地吸收过来，加以消化。这种兼收并蓄其他民族文化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开放态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使藏族文化得以光辉夺目，颇具魅力。随著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影响的加深，藏族文化逐渐变得较为封闭，使藏族文化的发展步伐趋於缓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临21世纪藏区社会现代化的浪潮，这种文化的某种滞後现象已影响到藏区社会的发展，因而不少藏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发扬吐蕃时期的文化开放传统，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对藏族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的部分，那麽藏族文化进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则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