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已趋同，因而他们就义无反顾，走出原来的狭小空间，要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开拓市场。目前大约有160万温州人走出温州，在全国和全球打天下。

    现在，温州企业家队伍中有一种时尚：攻读MBA，初略算算就有100多名。这是他们为应对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而作出的一个新选择。温州还流行一个新词汇，叫“幸福创业”，意思是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嫁接现代知识和国际眼光，在轻松愉快中完成“惊险的跳跃”。

    “能握微资以自营殖”，这是温州人的能耐，也是温州文化精神所在。这种文化已经塑造了新一代温州商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温州将很快形成全新的经济格局和全球竞争的能力。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温州将再度让世界震惊。

　　文化，现代经济的“发动机”

　　文化，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现象。现代经济摆脱了资本最初积累时的掠夺竞争状态，逐步发展为融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等为一体的文明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管理科学和人文科学，文化和知识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内涵。

    在经济发展动力中，思想观念、人文资源、文化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促进作用空前突出。观念处于文化的核心层，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人文资源比原材料和能源更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人文环境决定经济环境、经济效益。我国商品经济发轫较早的温州，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优势，但温州历史上有重商传统的“永嘉学派”，温州人长期延续下来的商业智慧，构成了“温州模式”的文化底蕴。同样，“苏南模式”的形成与吴文化（有人称水文化）流动、开放的传统内涵不无关系。河北省盐山县大力开发“徐福千童文化”，近几年受此影响而签订的合同和外资额占到全县总量的40％左右。

    商业文化的内涵有四个方面，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其中起载体作用的是商品文化，它包括商品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与文化特色———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潢、商标、广告等。以服装业为例，我国和意大利同为服装出口大国，意大利靠先进的服饰文化和名牌，赚取的是高附加值，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每吨服装的换汇额高出我国5．8倍。近年来，我国服饰文化空前活跃，“服装＝面料＋文化＋市场”的公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不仅国内市场成衣率大幅提高，而且出口创汇额增加到年200多亿美元。从产业文化的意义上说，产品价值取决于产品的文化品位，产业的发展取决于产业文化的先导。因此，必须大力提高经济组织的文化品位，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把智力和知识注入到产品开发之中，提高文化、科技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提高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

    在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中，消费文化的比重日趋扩大，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从出行骑自行车、摩托车到租车、买车，从家用电器老三件、旧三件到新六件，此起彼伏的消费文化潮，不断赋予经济形态以现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温州的全国第一

　　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实践者：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的文章，时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睛一亮，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同年5月，经上级批准，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年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问世。

    第一座农民城：1983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苍南县龙港镇。当时，这里只是鳌江边的一个港区，没有居民，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主动请缨，要求到这个新镇工作，得到县委批准。1984年8月，经过一番艰苦的宣传发动，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干部、职工有2000多户，筹集资金1．2亿元。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就此启动了。

    第一例行政诉讼案：1988年8月2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苍南县影剧院公开审理“包郑照诉苍南县政府赔偿损失案”。这是全国第一起农民运用法律手段指控县政府、法院依法受理并公开审判的行政诉讼案。这场官司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步。

    第一个在海外开办商品市场：1998年7月，50多位年轻的温州人飞越千山万水，在巴西的圣保罗市开办了一个专业市场——中华商城。这是我国在海外开办的第一个专业市场，主要销售服装、皮革、眼镜、电器等商品。通过这个市场，使我省的大量名优小商品流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体系。

    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1991年春节前夕，常年在外地跑供销的温州人王均瑶和一帮朋友包了一辆“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多公里的漫长路途中，王均瑶的脑袋中颠簸出了一个念头：包飞机。同年7月28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叩开了中国民航局的大门，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飞机的先河。

　　“永嘉学派”与“事功之学”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永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认为“利者为义之和”，主张义与利的一致性，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叶适是“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思想，还吸收了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的事功之学，逐步建立起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体系。

    “事功之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事功之学提出了“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为学务实，关心世事，反对空谈义理，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其二，在政治和教育上，事功之学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实政与实德双修”，认为杰出人物的“实德”是在“实政”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强调“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

    其三，事功学派的伦理思想是“义利双行”，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肯定人的物质利益，“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其四，在推进经济发展上，事功学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夫四民（指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