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时刻的大学精神——重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和歌德（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Der Faust）相提并论，但最终强调的仍然是它作为「国语文学」典范的意义22。这和他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总序〉中，把十五年来「新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先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23。
三
尽管从洪堡特到蔡元培，他们都可以在理论意义上通过诉诸「（民族的）最终价值」想象性地解决「大学的理想」与「国家的理想」之间的悖论，但是从价值层面转换到制度层面，两者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确信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又同样深信教育制度必须在道德和行为中产生一种固定不变的正确典型。结果只能是前者屈从于后者，国家的价值决定了个人的归宿。身为或曾经身为国家高级行政人员，洪堡特和蔡元培都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体制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所以，洪堡特力图通过分疏国家的作用来强调它的「守夜人」角色：对国家来说，大学的繁荣局面「本来不是它所造成的、也不是它能够造成的，也就是说，只要它干预其中，它在更大程度上总是起着妨碍作用，而且没有它的话，事情本来绝对会好得多」，国家不得要求大学提供「任何与它直接或恰恰有关的东西」。姑且不论这些国家「不干涉」的要求只是出于洪堡特个人的理论构想，是否能够实现，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可以实行，国家与大学之间的界限还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洪堡特对大学的整体构想依然建立在「民族国家想象」的基础上，他表达大学独立于国家的诉求的前提，就是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大学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国家的需要，洪堡特要求国家「要从内心坚信，如果国民要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也就会去实现它（指国家──引者按）的那些目标，并且是从一个高得多的高度去实现，从这个高度出发，于它所能推动的相比，可以包容多得多的东西，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力量和杠杆」。他保证，这样的大学可以对「国民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造福于国民」24。施莱尔马赫也对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表达了类似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国家不应把大学视为从属于自己的机构，使其活动服从于自身的、而不是科学本身的目标，这样只会使大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大学的独立发展是就大学内部或学术活动而言，并不排除国家对大学在财政支持和法律保障等方面所应该承担的义务25。即要国家的支持，又不要国家的管制，这种对国家与大学关系的设想未免有过份理想化的成分，但也要看到在这个方案中，大学并没有远离国家，相反它还允诺国家如果不干涉大学内部事务的话，将会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思考逻辑也延伸到蔡元培对读书与救国的关系以及大学与国家关系的论述中26。
但是，国家的强制性力量并不被理论规划所限制。从普鲁士帝国到法西斯德国，德国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国家权力不断侵蚀、支配的历史。而在现代中国，国家几乎独占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它对大学的控制就来得更加直接、简单和粗暴。「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之所以可以和国家权力抗衡一二，胡适所谓「登高一呼，武夫仓皇失色」，是因为在这段特殊的政治、历史时空中，北洋政府内有派系之争，外有南北对峙，而导致国家能力大大下降。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又进一步加强，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试图将北京所有的大学合并起来成立「北平大学区」，进而达到取消北京大学的目的。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国民政府的「大学区」计划是由蔡元培亲自设计和规划的，现在反而成为了国家支配和改造大学的一种方式，这不仅显示出强势国家对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的挪用与吸纳，而且更深刻地暴露了蔡元培秉持的现代大学理念内在的紧张和矛盾。
历史地看，1800年左右在西方出现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内在地包含了自由教育与民族教育之间的紧张，一方面，以「启蒙」和「进步」为基本理念的大学应和了资本主义理性化、世俗化和普遍化的需要，强调自身的中立和客观，这就使得「自由教育」的理念得以成为大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另一方面，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是大学最重要的知识议程，大学必须将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统一起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予以重新规划，以「客观」、「中立」和「普遍」的知识形态建构、指导和传播民族国家的的同一性。这就是三好将夫一直强调的27：
从费希特到洪堡、纽曼（Henry New-man）、阿诺德（Arnold），甚至维布伦（Veblen），大学始终被看成民族文化、国家历史、国家认同和国家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核心任务就是建构和维系具有一致性的国家。
由于十九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成为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普遍价值，所以「自由教育」与「民族教育」更多地显现出相互补充、互为说明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两者的内在紧张关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以柏林大学为典范的德国大学理念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表面上看，以「修养」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不但与十八世纪种种观念势力不相合拍，如封建制度、专制主义、城市市民阶层、启蒙主义、（启蒙）哲学与自然科学，与十九世纪主流方向，即崛起的工业社会也不相投合」28。其实，正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现代建制的出现，把中世纪大学的「修养」观念与十八、十九世纪涌现的诸多现代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大学理念。
二十世纪30年代，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在《大学的使命》（Mision de la Universidad）一书中质疑和批判了这种大学理念。他清楚地看到了现代大学的危机植根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学理念。譬如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一世，就号称「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赢得胜利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战胜了拿破仑三世，同样宣扬「1870年战争的胜利是普鲁斯校长们和德国教授们的胜利。」加塞特认为「这些陈词滥调式的思想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指出29：
这种思想错误的理由在于，它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它拥有好的学校……它把学校认定为是一种军事力量，但这种力量是学校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加塞特并不是全面否定由洪堡特开创的现代大学理念，他只是将大学理念中隐含的矛盾以一种极端的形态呈现出来，进而希望把大学从只为国家服务的阴影中解脱，从根本上恢复中世纪以来大学就具备的启蒙功能和世界主义的色彩。这种大学的世界精神诚如剑桥的爱薛培爵士（E. Ashby）所言：「牛津的忠诚不再属于英国国教教会，甚至也不仅仅属于英国的学术体系，而是属于整个的从中国到秘鲁的大学的星群」30。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以后有不少中国学者重倡民间讲学之风，直接呼应了传统教育的书院精神，同样也应该看作是对现代大学危机的一种反应方式。正如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对现代性的反思常常需要从「前现代」的思想中吸取资源31。
加塞特当时面对整个欧洲日趋严峻的「法西斯化」潮流，发表这番似乎不合时宜的言论，在另一个历史的危机时刻，他对大学未来的命运深感忧虑。加塞特自称为「大学的敌人」，当然不是要与大学为敌，而是期望改变大学日益专业化、科层化和国家化的面貌，他说：
把大学「启蒙」的基本功能归还给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世界。
这种对「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的呼唤，预示了从危机中诞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在变化了的历史语境中必须再次「危机化」，从而才有可能催生出某种新
三
尽管从洪堡特到蔡元培，他们都可以在理论意义上通过诉诸「（民族的）最终价值」想象性地解决「大学的理想」与「国家的理想」之间的悖论，但是从价值层面转换到制度层面，两者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确信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又同样深信教育制度必须在道德和行为中产生一种固定不变的正确典型。结果只能是前者屈从于后者，国家的价值决定了个人的归宿。身为或曾经身为国家高级行政人员，洪堡特和蔡元培都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体制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所以，洪堡特力图通过分疏国家的作用来强调它的「守夜人」角色：对国家来说，大学的繁荣局面「本来不是它所造成的、也不是它能够造成的，也就是说，只要它干预其中，它在更大程度上总是起着妨碍作用，而且没有它的话，事情本来绝对会好得多」，国家不得要求大学提供「任何与它直接或恰恰有关的东西」。姑且不论这些国家「不干涉」的要求只是出于洪堡特个人的理论构想，是否能够实现，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可以实行，国家与大学之间的界限还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洪堡特对大学的整体构想依然建立在「民族国家想象」的基础上，他表达大学独立于国家的诉求的前提，就是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大学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国家的需要，洪堡特要求国家「要从内心坚信，如果国民要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也就会去实现它（指国家──引者按）的那些目标，并且是从一个高得多的高度去实现，从这个高度出发，于它所能推动的相比，可以包容多得多的东西，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力量和杠杆」。他保证，这样的大学可以对「国民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造福于国民」24。施莱尔马赫也对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表达了类似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国家不应把大学视为从属于自己的机构，使其活动服从于自身的、而不是科学本身的目标，这样只会使大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大学的独立发展是就大学内部或学术活动而言，并不排除国家对大学在财政支持和法律保障等方面所应该承担的义务25。即要国家的支持，又不要国家的管制，这种对国家与大学关系的设想未免有过份理想化的成分，但也要看到在这个方案中，大学并没有远离国家，相反它还允诺国家如果不干涉大学内部事务的话，将会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思考逻辑也延伸到蔡元培对读书与救国的关系以及大学与国家关系的论述中26。
但是，国家的强制性力量并不被理论规划所限制。从普鲁士帝国到法西斯德国，德国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国家权力不断侵蚀、支配的历史。而在现代中国，国家几乎独占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它对大学的控制就来得更加直接、简单和粗暴。「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之所以可以和国家权力抗衡一二，胡适所谓「登高一呼，武夫仓皇失色」，是因为在这段特殊的政治、历史时空中，北洋政府内有派系之争，外有南北对峙，而导致国家能力大大下降。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又进一步加强，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试图将北京所有的大学合并起来成立「北平大学区」，进而达到取消北京大学的目的。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国民政府的「大学区」计划是由蔡元培亲自设计和规划的，现在反而成为了国家支配和改造大学的一种方式，这不仅显示出强势国家对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的挪用与吸纳，而且更深刻地暴露了蔡元培秉持的现代大学理念内在的紧张和矛盾。
历史地看，1800年左右在西方出现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内在地包含了自由教育与民族教育之间的紧张，一方面，以「启蒙」和「进步」为基本理念的大学应和了资本主义理性化、世俗化和普遍化的需要，强调自身的中立和客观，这就使得「自由教育」的理念得以成为大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另一方面，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是大学最重要的知识议程，大学必须将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统一起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予以重新规划，以「客观」、「中立」和「普遍」的知识形态建构、指导和传播民族国家的的同一性。这就是三好将夫一直强调的27：
从费希特到洪堡、纽曼（Henry New-man）、阿诺德（Arnold），甚至维布伦（Veblen），大学始终被看成民族文化、国家历史、国家认同和国家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核心任务就是建构和维系具有一致性的国家。
由于十九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成为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普遍价值，所以「自由教育」与「民族教育」更多地显现出相互补充、互为说明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两者的内在紧张关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以柏林大学为典范的德国大学理念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表面上看，以「修养」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不但与十八世纪种种观念势力不相合拍，如封建制度、专制主义、城市市民阶层、启蒙主义、（启蒙）哲学与自然科学，与十九世纪主流方向，即崛起的工业社会也不相投合」28。其实，正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现代建制的出现，把中世纪大学的「修养」观念与十八、十九世纪涌现的诸多现代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大学理念。
二十世纪30年代，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在《大学的使命》（Mision de la Universidad）一书中质疑和批判了这种大学理念。他清楚地看到了现代大学的危机植根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学理念。譬如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一世，就号称「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赢得胜利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战胜了拿破仑三世，同样宣扬「1870年战争的胜利是普鲁斯校长们和德国教授们的胜利。」加塞特认为「这些陈词滥调式的思想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指出29：
这种思想错误的理由在于，它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它拥有好的学校……它把学校认定为是一种军事力量，但这种力量是学校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加塞特并不是全面否定由洪堡特开创的现代大学理念，他只是将大学理念中隐含的矛盾以一种极端的形态呈现出来，进而希望把大学从只为国家服务的阴影中解脱，从根本上恢复中世纪以来大学就具备的启蒙功能和世界主义的色彩。这种大学的世界精神诚如剑桥的爱薛培爵士（E. Ashby）所言：「牛津的忠诚不再属于英国国教教会，甚至也不仅仅属于英国的学术体系，而是属于整个的从中国到秘鲁的大学的星群」30。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以后有不少中国学者重倡民间讲学之风，直接呼应了传统教育的书院精神，同样也应该看作是对现代大学危机的一种反应方式。正如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对现代性的反思常常需要从「前现代」的思想中吸取资源31。
加塞特当时面对整个欧洲日趋严峻的「法西斯化」潮流，发表这番似乎不合时宜的言论，在另一个历史的危机时刻，他对大学未来的命运深感忧虑。加塞特自称为「大学的敌人」，当然不是要与大学为敌，而是期望改变大学日益专业化、科层化和国家化的面貌，他说：
把大学「启蒙」的基本功能归还给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世界。
这种对「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的呼唤，预示了从危机中诞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在变化了的历史语境中必须再次「危机化」，从而才有可能催生出某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