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时刻的大学精神——重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的可能性。如果承认今天的大学「正忙着把它自己从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威转化成一个官僚组织,一个相对自动地面向消费者的公司」32。那么我们重返蔡元培关于「国家」、「社会」与「大学」的论述,目的不仅为了走近历史,更是为了理解现实!


注释

  1 《胡适留学日记》(1915年2月20、21日),载《胡适留学日记》,卷九(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页2。
  2 关于创办柏林大学的详细讨论,请参见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五章「19世纪初德国大学改革运动和柏林大学的创办」。  
  3 参见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著,梁志学等译:《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特别是第二讲、第三讲、第九讲和第十讲。  
  4 对德国现代思想「危机」意识的论述,请参见Hans D. Sluga, 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而将「危机」和「大学」密切联系起来的一个典型文本,就是海德格尔1933年5月27日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发表的著名就职讲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吴增定、 林国荣译,载「世纪中国·星期文萃」()。
  5 参见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九章「知识合法化的叙事」中的有关论述。  
  6 鲍尔生(F. Paulson)著,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页126。
  7 见注5利奥塔,页69-72。  
  8 Jacques Derrida,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Eyes of its Pupils", Diacritics (Fall 1983), 3-20.  
  9 这种理解认为现代国家依靠的是分科的、专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化的(科学)知识实践──无论这种知识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还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在这种知识状况中,科学的合法性渊源于它的效能及其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道德的意义。参见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中的论述,《战略与管理》,1999年3期。    10 见注5利奥塔,页72。
  11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John Murry, 1990), 191.  
  12 周作人:〈北大的支路〉,载《苦竹杂记》(长沙:岳麓书社,1987),页211-12。  
  13 蔡元培:〈致汪兆铭〉(1917年3月15日),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页26。
  14 同注13。  
  15 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学人》,第十三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16 蔡元培说:「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见〈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新青年》,三卷六号(1917年8月)。  
  17 同注12。
  18 参见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和〈传统与现代化〉,载《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更具体的论述参见他的英文著作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9 参见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中的有关论述。另外也请参见王斑:〈王国维「壮美」说的政治无意识〉,《学人》,第六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20 蔡元培:〈对傅斯年来函的案语〉,《北京大学日刊》,222号(1918年10月8日)。
  21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载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22 参见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的演说〉,载《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23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4 参见洪堡特在《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论述。
  25 相关论述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48-50。  
  26 在蔡元培的大学论述和实践中,「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也显现在「政治」层面。关于蔡元培的「大学政治」,我会在〈宪政危机·激进民主·大学政治〉一文中另加论述。不过在这里可以指出的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教育实践可以被理解为对「另类民主方式」的探索,它直接对应的是民国建立以来的「宪政危机」。
  27 三好将夫:〈「全球化」:文化与大学〉,载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三好将夫编,马丁译:《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211。  
  28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Munchen: C. H. Beck, 1983), 60. 转引自注25陈洪捷,页104。  
  29 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著,徐小洲、陈军译:《大学的使命》(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页47。  
  30 转引自金耀基:〈大学的世界精神〉,载《大学的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73。  
  31 参见斯特劳斯(Leo Strauss)著,丁耘译:〈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回到传统并不意味着守旧,中世纪的大学当然和贵族政治密切相关,它的非功利性和非实用性也与贵族维护自身的阶级地位有关。但是,作为一种「去历史化」的大学理念,中世纪大学依然构成质疑现代大学过度「国家化」倾向的依据。  
  32 Bill Readings,"The University without Cul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26, no. 3 (1995):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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