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文革”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