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营活动，或是打工。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农民，在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以部分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对于上述流动而言，一般都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上向流动。在城市当中，原来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最初的富裕户，即当时的万元户。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国家干部，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从事经营活动，做起了或小或大的老板。可以说，80年代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平等化效应，与上述上向流动机会的出现，特别是原来中下层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和利用这种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都要经历某种门槛。这种门槛可以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进入必需的资本，或者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或垄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完全消除这种门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种门槛。但如果门槛过高，则会妨碍正常社会流动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社会中的门槛是大大地加高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市场调查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几千元钱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的调查公司。而据业内人士说，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办一个市场调查公司，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即便如此，也只能从事某个行业部分产品的调查。因为没有这样的投入，就招聘不到合格的人才，就无法具备起码的硬件的办公条件，这样就可能在投标时连一个像样的标书也准备不出来。 

　　对比一下90年代以来两次官员下海潮的异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门槛变化的含义。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朝中，下海的人们，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尽管有相当的人做的是很小的老板。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一个公司和老板的名目。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在有的地方，甚至鼓励干部带薪下海。但在这次官员下海潮中，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 

　　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更由于社会中机会结构的变化，结果是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迹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当然，由于改革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社会转型的过程仍在进行，特别是中国正在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但尽管如此，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相比，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趋于常规化。如果说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那么，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将是教育。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阶层开始处于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这首先是在于，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机会结构开始在阶层或群体的内部锁闭。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社会中的门槛低，机会结构往往是对更大的人群开放的。因此，那时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甚至一个工人几个月不见就成了一个小老板；一个人前些天还在卖西瓜，现在竟然卖电脑了。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社会中的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群体的内部。于是就出现了阶层的再生产。 

　　阶层再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教育。教育对于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学界一枝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教育具有一种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１９７０年，布尔迪厄出版了那部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中，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教育本身，即这种教育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在80年代的时候，尽管在接受教育的条件和录取政策上也存在种种影响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因素，但由于各级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各个社会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比较平等的。据一些地方的调查，在80年代，每年录取的高等院校新生中，农村中的生源占到了30%多。而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一是贫困农村地区的部分孩子过早地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辍学。二是城市中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或是在中学择校时处于劣势地位，或是因家庭困难而放弃了升入大学的机会。与此同时，各级教育的收费直线上升，特别是大学的学费上升尤快。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据9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８２．３％，和１７．７％。虽然由于大学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相对比例却大为下降。近年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则是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在许多城市中，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阶级阶层结构再生产的现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