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内容摘要：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 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 对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 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 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 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 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 的影响, 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 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
关键词 村庄公共权威 “私营化” 权力分散 精英分化 责任收缩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上世纪整个80 年代的发展曾经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苏南农村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集体化和相应的行政建制的变迁, 但是苏南模式的特殊性在于当地的社队经济逐渐转变为以乡镇企业（注1）为支柱的集体经济, 并形成了一种与集体经济匹配和对应的村庄公共权威格局。而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改制, 使苏南的集体经济实体趋向消解, 村庄公共权威面临着调整和定位的问题。而那里的大部分农村由于集体经济的股份化和民营化, 地方政府在基层的全面控制后退, 村庄公共权威发生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注2） 这里“私营化”是指, 由于公共产品的投入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在集体经济瓦解后出现的“缺位”以及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 乡镇政府安排或同意一些有经济实力的老板出任其企业所在村的党组织的书记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结果导致民营企业家和村庄政治精英身份的重合, 从而使村庄公共权威的运作带上越来越多的个人意志的印记。有了这样的前提,村庄领导人就能够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 经营“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注3）。
围绕村庄经济私有化和民营化以及这些变革在经济调控手段和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引起的变迁, 有待解答的关键问题有三个: (1) 私有化如何在社区中被接受, 即合法性问题; (2) 私有化是否造成了两极分化, 是否存在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 这涉及社区分化程度问题; (3) 农民在失去集体庇护后如何应对市场, 村庄共同体又如何进行经济调控和组织动员, 即社区规范和整合问题。显然, 能否处理好这三个问题, 是村庄公共权威能否适应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
本文目标是考察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私有化影响下, 村庄公共权威特征和农村精英采用的策略及背后制度变迁。试图以日常生活和制度体系之间互相影响为切入点, 探讨并回答以下问题:(1) 基层政权当前基本目标和利益何在? 即村庄公共权威边界问题。(2) 基层政权和精英如何组织和运作这种权威机制, 使它被社区成员接受? 即村庄公共权威结构问题。(3) 公共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和手段及普通村民认同和回应方式, 发生了怎样变化? 即村庄公共权威领域问题。
二、对以往研究的评述与本文的超越点
中国农村二十多年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入, 也有了相对丰厚的积累。而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私有化的研究、关于精英的研究以及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从关于私有化的已有研究成果看, 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私有化的学者, 都忽略了产权改革在社区中被认可和接受的机制（注4）, 也没有系统地讨论这种过程对村庄公共权威发生的影响。产权转移的确认和合法化等现实问题, 扎根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遗产中。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多样化的形式和过程, 私有化的推进往往会出现预见不到的社会政治后果。它们给基层权力和财富结构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对精英的策略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关注的恰恰是这些现象以及它们在型塑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而从已有的精英研究来看, 对精英变迁研究还可在三个方面加以拓展。首先, 已有研究更多地强调精英的“来源”和向上流动的“途径”。而要了解精英为应对转型中政治经济生活所采取的策略, 还需要对他们的能力和利益所在加以阐释。第二, 不同精英群体的联结和关系（注5）也有待研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精英之间的联系和精英培养一体化所起的同化作用, 可能已超过他们本身之间的异质性带来的影响。第三, 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方式, 既有延续也有断裂的一面, 这种矛盾影响了基层的控制体系和手段。本文从经济结构和干部梯队角度对精英流动展开分析, 从而对村庄中利益分化和均衡机制及其对村庄公共权威形态和性质的影响进行讨论。
最后, 已有的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看到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参与问题的复杂性。这对我们的启示是: (1) 农村基层政权在控制手段和机制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 必须结合大众的视角。显然, 地方政府在行政方面的实用化趋势(即以完成任务、实现政绩为行政目标) 和其无法脱卸的社会责任, 实际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权威模式的产生。因此本文将从经济调控手段和动员组织方式两个方面出发, 试图阐释上级党政部门、基层干部梯队和普通村民的行动策略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理解村庄公共权威发生的蜕变。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自于从2003 年到2005 年之间对江苏省X 市KB 村的实地调查, 我们采用了深度访谈（注6）与参与观察这两种方法。另一部分资料来自与KB 村有关的统计数据及报表。KB村共有410 户家庭, 总人口1704 人, 总面积317 平方公里, 耕地361017 亩（注7）。KB 村过去属于X 市BM 镇, 在2003 年底BM 和其他两个镇一起并为GH 镇。村里的10 个企业都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 当地最大的企业是KB 集团有限公司。在同一时间段, 我们还走访了和KB 村邻近的J X 村, 以及浙江省东部的TY 村和N 村, 以进行比较（注8）。这些村庄体现着不同的地方特色和发展道路, 其中J X 村仍保持着强大的集体经济和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足够有力的公共权威, 而浙江的两个村庄仅存留了极少的集体资产。所以, 选取KB 村作为研究对象, 是因为它具有不同发展模式的混合特征, 在沿海地区农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产生和其经营策略
(一) 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产生: 一个企业主“戴帽”的实例
追溯村里最大的企业集团“KB”创业之初的情况, 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版本说它原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 另一种则说它是苏南模式下典型的一个村办厂。这些创业故事说明, KB 公司的前身“YY ( KB 村原名YY 村) 村办缝纫组”, 和其他村办企业有所不同, 可以被称为“寄寓”在集体中的企业, 它也是苏南模式下农民创造的一种生产组织模式。本节要展现的是KB 公司及其老总GDK如何在“集体”和“私有”的产权之争中脱身, 走入权力角逐并获得成功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分成“寄寓”、“脱身”、“逼宫”三个阶段。
KB 村的工业化始于1974 年。在村党支部书记YMJ 主持下, 村里相继办起了纱厂、粗纺厂、染厂等纺织类企业, 它们构成了“QF 纺织总厂”。但是在常规的工业企业之外, 裁缝、木匠、泥水匠、理发匠等传统手工业者早在1972 年就组成了“五工队”。其中, 缝纫组的组长就是GDK的父亲, 缝纫组就是KB 公司的前身。然而, 这种为生产队外出“打零工”的方式, 并没有被上升到“工业化”的高度, 领导只把他们当作为集体增加“工分”外收入的一群不入流的“手艺人”, 因而也就被排除在人们有关“工业企业”的记忆之外。
不可否认, GDK从集体得到的不仅是厂房、劳动力和税收优惠, 还有各种发展的机遇。如果没有1980 年代村集体的扶持, 服装厂就会因资源的缺乏和制度环境的不利迅速陷入困境。QF纺织总厂的负责人GB Y回忆说:
那个服装组, 是集
关键词 村庄公共权威 “私营化” 权力分散 精英分化 责任收缩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上世纪整个80 年代的发展曾经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苏南农村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集体化和相应的行政建制的变迁, 但是苏南模式的特殊性在于当地的社队经济逐渐转变为以乡镇企业（注1）为支柱的集体经济, 并形成了一种与集体经济匹配和对应的村庄公共权威格局。而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改制, 使苏南的集体经济实体趋向消解, 村庄公共权威面临着调整和定位的问题。而那里的大部分农村由于集体经济的股份化和民营化, 地方政府在基层的全面控制后退, 村庄公共权威发生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注2） 这里“私营化”是指, 由于公共产品的投入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在集体经济瓦解后出现的“缺位”以及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 乡镇政府安排或同意一些有经济实力的老板出任其企业所在村的党组织的书记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结果导致民营企业家和村庄政治精英身份的重合, 从而使村庄公共权威的运作带上越来越多的个人意志的印记。有了这样的前提,村庄领导人就能够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 经营“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注3）。
围绕村庄经济私有化和民营化以及这些变革在经济调控手段和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引起的变迁, 有待解答的关键问题有三个: (1) 私有化如何在社区中被接受, 即合法性问题; (2) 私有化是否造成了两极分化, 是否存在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 这涉及社区分化程度问题; (3) 农民在失去集体庇护后如何应对市场, 村庄共同体又如何进行经济调控和组织动员, 即社区规范和整合问题。显然, 能否处理好这三个问题, 是村庄公共权威能否适应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
本文目标是考察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私有化影响下, 村庄公共权威特征和农村精英采用的策略及背后制度变迁。试图以日常生活和制度体系之间互相影响为切入点, 探讨并回答以下问题:(1) 基层政权当前基本目标和利益何在? 即村庄公共权威边界问题。(2) 基层政权和精英如何组织和运作这种权威机制, 使它被社区成员接受? 即村庄公共权威结构问题。(3) 公共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和手段及普通村民认同和回应方式, 发生了怎样变化? 即村庄公共权威领域问题。
二、对以往研究的评述与本文的超越点
中国农村二十多年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入, 也有了相对丰厚的积累。而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私有化的研究、关于精英的研究以及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从关于私有化的已有研究成果看, 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私有化的学者, 都忽略了产权改革在社区中被认可和接受的机制（注4）, 也没有系统地讨论这种过程对村庄公共权威发生的影响。产权转移的确认和合法化等现实问题, 扎根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遗产中。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多样化的形式和过程, 私有化的推进往往会出现预见不到的社会政治后果。它们给基层权力和财富结构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对精英的策略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关注的恰恰是这些现象以及它们在型塑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而从已有的精英研究来看, 对精英变迁研究还可在三个方面加以拓展。首先, 已有研究更多地强调精英的“来源”和向上流动的“途径”。而要了解精英为应对转型中政治经济生活所采取的策略, 还需要对他们的能力和利益所在加以阐释。第二, 不同精英群体的联结和关系（注5）也有待研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精英之间的联系和精英培养一体化所起的同化作用, 可能已超过他们本身之间的异质性带来的影响。第三, 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方式, 既有延续也有断裂的一面, 这种矛盾影响了基层的控制体系和手段。本文从经济结构和干部梯队角度对精英流动展开分析, 从而对村庄中利益分化和均衡机制及其对村庄公共权威形态和性质的影响进行讨论。
最后, 已有的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看到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参与问题的复杂性。这对我们的启示是: (1) 农村基层政权在控制手段和机制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 必须结合大众的视角。显然, 地方政府在行政方面的实用化趋势(即以完成任务、实现政绩为行政目标) 和其无法脱卸的社会责任, 实际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权威模式的产生。因此本文将从经济调控手段和动员组织方式两个方面出发, 试图阐释上级党政部门、基层干部梯队和普通村民的行动策略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理解村庄公共权威发生的蜕变。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自于从2003 年到2005 年之间对江苏省X 市KB 村的实地调查, 我们采用了深度访谈（注6）与参与观察这两种方法。另一部分资料来自与KB 村有关的统计数据及报表。KB村共有410 户家庭, 总人口1704 人, 总面积317 平方公里, 耕地361017 亩（注7）。KB 村过去属于X 市BM 镇, 在2003 年底BM 和其他两个镇一起并为GH 镇。村里的10 个企业都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 当地最大的企业是KB 集团有限公司。在同一时间段, 我们还走访了和KB 村邻近的J X 村, 以及浙江省东部的TY 村和N 村, 以进行比较（注8）。这些村庄体现着不同的地方特色和发展道路, 其中J X 村仍保持着强大的集体经济和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足够有力的公共权威, 而浙江的两个村庄仅存留了极少的集体资产。所以, 选取KB 村作为研究对象, 是因为它具有不同发展模式的混合特征, 在沿海地区农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产生和其经营策略
(一) 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产生: 一个企业主“戴帽”的实例
追溯村里最大的企业集团“KB”创业之初的情况, 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版本说它原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 另一种则说它是苏南模式下典型的一个村办厂。这些创业故事说明, KB 公司的前身“YY ( KB 村原名YY 村) 村办缝纫组”, 和其他村办企业有所不同, 可以被称为“寄寓”在集体中的企业, 它也是苏南模式下农民创造的一种生产组织模式。本节要展现的是KB 公司及其老总GDK如何在“集体”和“私有”的产权之争中脱身, 走入权力角逐并获得成功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分成“寄寓”、“脱身”、“逼宫”三个阶段。
KB 村的工业化始于1974 年。在村党支部书记YMJ 主持下, 村里相继办起了纱厂、粗纺厂、染厂等纺织类企业, 它们构成了“QF 纺织总厂”。但是在常规的工业企业之外, 裁缝、木匠、泥水匠、理发匠等传统手工业者早在1972 年就组成了“五工队”。其中, 缝纫组的组长就是GDK的父亲, 缝纫组就是KB 公司的前身。然而, 这种为生产队外出“打零工”的方式, 并没有被上升到“工业化”的高度, 领导只把他们当作为集体增加“工分”外收入的一群不入流的“手艺人”, 因而也就被排除在人们有关“工业企业”的记忆之外。
不可否认, GDK从集体得到的不仅是厂房、劳动力和税收优惠, 还有各种发展的机遇。如果没有1980 年代村集体的扶持, 服装厂就会因资源的缺乏和制度环境的不利迅速陷入困境。QF纺织总厂的负责人GB Y回忆说:
那个服装组, 是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