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社区领导人, 他必须承担就业、治安、劳保、养老、医疗等种种职责。这两种角色的张力在拆房补偿等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 这个问题一直拖了3 年, 直到2005 年村里才在上级的督促下达成一个折衷的方案, 由村里通过调解和估价进行适当的补偿以鼓励村民拆房。因此“典型”的营造, 一方面需要把个体利益交织在村庄共同体的利益中, 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村庄公共权威与上级的庇护关系之下创造一个在“王法”之下循“情理”自行其是的空间, 显然, 在这样的不同角色的对张和牵扯中, 体现上级政府意志的村庄行政权力就被分散了。
2. 分化干部梯队
营造“典型”的过程体现了村庄公共权威与上层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 体现了村庄内部干部培养体制的均衡。在农村, 国家意志和本土因素对干部选拔的导向作用都很重要, 这不是一个单纯对“效忠”的考查, 而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注15）。
这些合力中首先包括村庄区位的影响, 这又往往跟家族的影响结合在一起。过去的YY 大队下面, 分13 个生产队三个片。如果片与片、队与队之间的干部力量不均衡, 就会导致“不团结”。当时, GB Y就是出于这个原则挑选LB Y为代村长的。
因为每一个村(小组) 里面都有人家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考虑为了整体, 我书记在西片, 这个村长一定要在东片找。90 年我当书记以后, 马上就发展了一大批党员, 每个村,每个村民小组都有党员。平衡, 平衡, 这个很重要的。( GB Y2005.1.24 访谈)
其次是社区中的自我发展需要。社队企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构成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别无选择的村民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 乡镇企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同级别的政府输送干部, 他们先在企业中得到历练, 再进入仕途。
第三是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需要。“集体经济—公共权威”格局下, 企业的中层和村干部的培养是一体的。在YMJ 当书记的这段时间里, 提拔了许多办厂的“能人”, 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书记GB Y。YMJ 在搭建起集体经济的框架以后, 就把QF 纺织总厂的控制权交给了GB Y。GB Y继承了YMJ 的思路, 在企业中选拔、配置了大量管理人员。他们清楚地知道, 政治运动迟早会过去, 作为基层干部, 他们首先要关心村集体的利益, 而集体企业提供了锻炼后备干部的机会。
第四是精英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经营产生的影响。如GB Y 在QF 纺织总厂培养的门生故旧网络。通过这种人际网络的经营, 本土化与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得到强化, 也使前后任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栽培”和“知遇”的非正式关系。
但从1990 年代起, 干部梯队培养的平衡机制渐渐被打破。首先, 村企合一的培养机制受到挑战, 共生互惠的社区利益关系网络解体。集体经济对各企业的控制弱化, 村庄内部利益分化加剧, 一度引发了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次, 过去一体化的党员和村干部培养体系被分化了。企业党支部的建立打破了体制内精英对入党机会的垄断, 开辟了企业内部相对独立的向上流动渠道, 意味着企业主政治地位的上升。GDK的“逼宫”就是这样一种策略, 先借助党组织权威,成立企业党委, 把村企党支部合为一体; 再建立独立的村党总支, 使企业完全摆脱村里的组织关系。最后, 这种分化打破了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紧密联系。村委会的核心成员和党支部的干部在过去往往是同一套班子, 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体制外精英也可能直接占据党支部的领导位置, 他们和普通村干部之间的差异, 可用“文员派”和“实权派”来概括。
“文员派”是单纯以村务为取向的村干部群体,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在位“实权派”的施政意图。“实权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特征, 能够在体制内外对村政施加重大的影响, GDK就属于“在位”的一个实权派。而以LB Y为首的“办事员”则称自己为“给老板打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带派系色彩的斗争, 这样, 不管哪一派实权人物在位, 他们都可以干下去。因此, 对GDK来说, 实施其在村庄的权威, 最方便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沿用现任的村领导班子, 因为他们是村务的“知情人”。可以说, 实权派和文员派之间的分工就是, 前者为村庄事务提供经济支持, 后者则是前者意图具体的实施者。2004 年KB 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再次证明了村委班子的超级稳定。《X 市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11 月18 日, 是我市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日。……GH 镇KB 村选举会场设在村骨干企业RYY有限公司大会议厅。……KB 村共有选民1412 名, 连同委托投票, 此次共收到选票1382张, 保持了很高的参选率。……当天上午, KB 村换届选举结果就统计了出来: LB Y 以1095 票连任村委会主任, GSL 以926 票连任副主任, 除新增一名委员外, 原有班子、成员全部入选新一届村委会。(《X 市日报》2004.11.19)
但在“文员派”连任的稳定局面背后, 村企人事网络已经经历了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第一, 东西片之间和家族间的干部分配不再保持严格的均衡状态。这和经济资源在其中所占分量的上升有关。家庭和企业在新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取代了家族、生产队在社会组织化和整合中所起的作用。第二, 年轻人不再以在村里任职为理想的出路, 从政或从商都突破了原有村庄共同体人际网络的限制（注16）。第三, 村集体现在需要的不是“又红又专”的全能型人才。由于集体经济已经转化为民营企业, 村委会只留下了处理日常村务的干部。第四, 门生故旧组成的精英网络也渐渐弱化了, 村委会只是不同派系之间调节和协调的工具性角色。企业的支持对于村委会来说是重要的, 而村集体的庇护对企业来说不是必要的, 集体对企业只有一种“软约束”能力。
在一个以家庭和企业网络为主体的社区中, 村庄公共权威建立在对社区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控制上,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意识形态上。在重新定位的村企人事网络中, 村委会渐渐缩小了其权威领域, 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村重要建设项目的辅助配套工作上, 把更多的体制内空间留给市场运作。雇佣关系等经济联系, 可能与过去的基层管理体系重合, 也可能抵消和疏离旧有的权威格局, 因此, 新的精英网络既可能强化党政方面的控制, 也可能取代过去的动员和组织方式。企业主一旦取得了体制内的位置, 就能够利用其经济实力对村政施加一种无形的控制。权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 强化了基层政权的无力感和社区精英的疏离感, 也削弱了村庄共同体以“谋生责任”为中心的整合。
3. 转移谋生责任
2004 年, GDK试图对RXX 公司的中层进行人事改革, 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中层管理人员在这场变故中离开了公司。企业主根据市场的情况和自身利益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调整, 属于企业内部的事务, 为何在社区内引起这么大的反感和骚动呢?
在村民眼中, KB 公司人事关系调整, 不仅是企业内部事务。在GDK 担任村支书后, 他实际上担任着双重角色。他既是村庄最高领导人又是企业主。政治精英和企业主在个人身上重合,弥补了集体经济解体留下的空白, 重现和加强了以社区为本位的价值观。GDK 及其企业的本土性要求他负担起一种“谋生责任”。这种责任和村民期望与心态有关。这种依赖性心态表现为,只要基本的利益在集体中得到保障, 村民并无独立创业的冲动, 呈现出一种“劳工化”的趋势。好比说你这个年龄大了, 非要叫村里安排什么工作, 这个不可能。……这个村呢, 以前都是搞集体的, 现在我们讲是圈养鸡。农村里面的鸡, 给它吃就吃, 不给它吃就不吃。……所以你看起来我们这个村富, 其实老百姓并不富。你看这个村穷, 但是老百姓还富, 他们都是搞个体的。(XXB2005.1.24 访谈)
这种“靠集体”心态的第一个后果是, 当地企业往往具有很高的本土就业率。以RXX 为首的KB 集团吸收了大部分村里的年轻人入厂就业, 还容纳了镇里劳动力的60 %（注17）。RXX 也招收了许多外地工人, 对企业来说, 这些外来者更容易管理（注18）。大量外来劳动力使企业主可以在一个更纯粹的牟利环境下经营企业, 但这种劳力替代往
2. 分化干部梯队
营造“典型”的过程体现了村庄公共权威与上层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 体现了村庄内部干部培养体制的均衡。在农村, 国家意志和本土因素对干部选拔的导向作用都很重要, 这不是一个单纯对“效忠”的考查, 而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注15）。
这些合力中首先包括村庄区位的影响, 这又往往跟家族的影响结合在一起。过去的YY 大队下面, 分13 个生产队三个片。如果片与片、队与队之间的干部力量不均衡, 就会导致“不团结”。当时, GB Y就是出于这个原则挑选LB Y为代村长的。
因为每一个村(小组) 里面都有人家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考虑为了整体, 我书记在西片, 这个村长一定要在东片找。90 年我当书记以后, 马上就发展了一大批党员, 每个村,每个村民小组都有党员。平衡, 平衡, 这个很重要的。( GB Y2005.1.24 访谈)
其次是社区中的自我发展需要。社队企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构成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别无选择的村民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 乡镇企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同级别的政府输送干部, 他们先在企业中得到历练, 再进入仕途。
第三是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需要。“集体经济—公共权威”格局下, 企业的中层和村干部的培养是一体的。在YMJ 当书记的这段时间里, 提拔了许多办厂的“能人”, 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书记GB Y。YMJ 在搭建起集体经济的框架以后, 就把QF 纺织总厂的控制权交给了GB Y。GB Y继承了YMJ 的思路, 在企业中选拔、配置了大量管理人员。他们清楚地知道, 政治运动迟早会过去, 作为基层干部, 他们首先要关心村集体的利益, 而集体企业提供了锻炼后备干部的机会。
第四是精英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经营产生的影响。如GB Y 在QF 纺织总厂培养的门生故旧网络。通过这种人际网络的经营, 本土化与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得到强化, 也使前后任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栽培”和“知遇”的非正式关系。
但从1990 年代起, 干部梯队培养的平衡机制渐渐被打破。首先, 村企合一的培养机制受到挑战, 共生互惠的社区利益关系网络解体。集体经济对各企业的控制弱化, 村庄内部利益分化加剧, 一度引发了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次, 过去一体化的党员和村干部培养体系被分化了。企业党支部的建立打破了体制内精英对入党机会的垄断, 开辟了企业内部相对独立的向上流动渠道, 意味着企业主政治地位的上升。GDK的“逼宫”就是这样一种策略, 先借助党组织权威,成立企业党委, 把村企党支部合为一体; 再建立独立的村党总支, 使企业完全摆脱村里的组织关系。最后, 这种分化打破了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紧密联系。村委会的核心成员和党支部的干部在过去往往是同一套班子, 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体制外精英也可能直接占据党支部的领导位置, 他们和普通村干部之间的差异, 可用“文员派”和“实权派”来概括。
“文员派”是单纯以村务为取向的村干部群体,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在位“实权派”的施政意图。“实权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特征, 能够在体制内外对村政施加重大的影响, GDK就属于“在位”的一个实权派。而以LB Y为首的“办事员”则称自己为“给老板打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带派系色彩的斗争, 这样, 不管哪一派实权人物在位, 他们都可以干下去。因此, 对GDK来说, 实施其在村庄的权威, 最方便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沿用现任的村领导班子, 因为他们是村务的“知情人”。可以说, 实权派和文员派之间的分工就是, 前者为村庄事务提供经济支持, 后者则是前者意图具体的实施者。2004 年KB 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再次证明了村委班子的超级稳定。《X 市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11 月18 日, 是我市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日。……GH 镇KB 村选举会场设在村骨干企业RYY有限公司大会议厅。……KB 村共有选民1412 名, 连同委托投票, 此次共收到选票1382张, 保持了很高的参选率。……当天上午, KB 村换届选举结果就统计了出来: LB Y 以1095 票连任村委会主任, GSL 以926 票连任副主任, 除新增一名委员外, 原有班子、成员全部入选新一届村委会。(《X 市日报》2004.11.19)
但在“文员派”连任的稳定局面背后, 村企人事网络已经经历了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第一, 东西片之间和家族间的干部分配不再保持严格的均衡状态。这和经济资源在其中所占分量的上升有关。家庭和企业在新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取代了家族、生产队在社会组织化和整合中所起的作用。第二, 年轻人不再以在村里任职为理想的出路, 从政或从商都突破了原有村庄共同体人际网络的限制（注16）。第三, 村集体现在需要的不是“又红又专”的全能型人才。由于集体经济已经转化为民营企业, 村委会只留下了处理日常村务的干部。第四, 门生故旧组成的精英网络也渐渐弱化了, 村委会只是不同派系之间调节和协调的工具性角色。企业的支持对于村委会来说是重要的, 而村集体的庇护对企业来说不是必要的, 集体对企业只有一种“软约束”能力。
在一个以家庭和企业网络为主体的社区中, 村庄公共权威建立在对社区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控制上,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意识形态上。在重新定位的村企人事网络中, 村委会渐渐缩小了其权威领域, 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村重要建设项目的辅助配套工作上, 把更多的体制内空间留给市场运作。雇佣关系等经济联系, 可能与过去的基层管理体系重合, 也可能抵消和疏离旧有的权威格局, 因此, 新的精英网络既可能强化党政方面的控制, 也可能取代过去的动员和组织方式。企业主一旦取得了体制内的位置, 就能够利用其经济实力对村政施加一种无形的控制。权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 强化了基层政权的无力感和社区精英的疏离感, 也削弱了村庄共同体以“谋生责任”为中心的整合。
3. 转移谋生责任
2004 年, GDK试图对RXX 公司的中层进行人事改革, 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中层管理人员在这场变故中离开了公司。企业主根据市场的情况和自身利益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调整, 属于企业内部的事务, 为何在社区内引起这么大的反感和骚动呢?
在村民眼中, KB 公司人事关系调整, 不仅是企业内部事务。在GDK 担任村支书后, 他实际上担任着双重角色。他既是村庄最高领导人又是企业主。政治精英和企业主在个人身上重合,弥补了集体经济解体留下的空白, 重现和加强了以社区为本位的价值观。GDK 及其企业的本土性要求他负担起一种“谋生责任”。这种责任和村民期望与心态有关。这种依赖性心态表现为,只要基本的利益在集体中得到保障, 村民并无独立创业的冲动, 呈现出一种“劳工化”的趋势。好比说你这个年龄大了, 非要叫村里安排什么工作, 这个不可能。……这个村呢, 以前都是搞集体的, 现在我们讲是圈养鸡。农村里面的鸡, 给它吃就吃, 不给它吃就不吃。……所以你看起来我们这个村富, 其实老百姓并不富。你看这个村穷, 但是老百姓还富, 他们都是搞个体的。(XXB2005.1.24 访谈)
这种“靠集体”心态的第一个后果是, 当地企业往往具有很高的本土就业率。以RXX 为首的KB 集团吸收了大部分村里的年轻人入厂就业, 还容纳了镇里劳动力的60 %（注17）。RXX 也招收了许多外地工人, 对企业来说, 这些外来者更容易管理（注18）。大量外来劳动力使企业主可以在一个更纯粹的牟利环境下经营企业, 但这种劳力替代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