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体办的服装组。GDK的父亲是老的裁缝……造了房子以后呢, 我叫他父亲搬到我厂子里, 不收他费的。……那么GDK呢, ……在父亲那里学裁缝。后来他(父亲) 年龄大了以后呢, 叫他接班, 就在我们厂子里搞。……上海南市区有一个人到我们这里来, 买呢绒, 粗花呢, 问我们,“你们这里有没有服装厂啊?”“有的。”他说, “我有点东西叫他们加工。”我就叫一个科长领去, 找了GD K。……GDK接上以后, 给他加工, 马上给他做出来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给他加工以后, 赚了不少钱。( GB Y2005.1.24 访谈)
但是, KB 公司依然和其他村办厂有所不同, 它不属于集体重点扶持的对象。RXX 公司职员DJ X 告诉我们的是创业故事的另一个侧面。
1976 年, GDK担任缝纫组的组长。同年, 缝纫组改为YY村服装厂, 承办上海企业的加工业务……1987 年, G总投资30 万兴建了第一幢属于自己的厂房……1990 年投资150 万兴建了第二幢厂房和办公楼, 并注册了(自己的) 羽绒服品牌。(DJ X2004.6.23 访谈)
DJ X 的叙述和媒体上对RXX 公司创业起点的报道大同小异, 大多强调GDK 个人奋斗的因素, 并在宣传中不断给予强化。两个版本的创业故事强调了同一个事实的两个侧面。在产权的认定方面, GB Y就认为“以前他这个企业是我们村里面的”。
他办了这个服装厂, 但挂的是我们YY 小学的校办厂。所以政策上给他优惠的钱, 免税的……他在我们村子里, 我当厂长, 那个老X 书记(XXB) , 我们从来不收他什么费什么费, ……他在我们眼里好像不起眼的, 照顾性给他算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税收上的机遇。( GB Y2005.1.24 访谈)
GB Y的叙述反映了许多村民所持的意见, 即GD K 应当对村集体和村民有所回报。不可否认, 基层政权的庇护极大地帮助了企业得到资金、厂房、技术和人员, 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变通,在体制的挤压中获得生存空间。但集体对企业的扶持是不平衡的。宏观环境的恶劣和具体政策运作的偏向, 使私营经济在苏南的积累十分缓慢, 像缝纫组这样的“擦边球”企业, 虽然挂靠在集体经济组织之下, 却没有被纳入“QF 纺织总厂”这一嫡系集体经济主干中。因此, 该企业虽然享受着政策的优惠和廉价的土地、厂房和劳动力, 只能算是村集体经济的“寄寓者”。
在1980 年代, GD K的服装厂和其他村办企业一样和村庄有着不可断裂的联系, 它们在对抗国家计划体制管制的斗争中结成了盟友。这段时间, 称得上苏南模式的一段“蜜月期”。可是,企业毕竟是市场中的一个主体, 当企业和经营者的利益主体意识与村集体的控制权、分配权发生矛盾时, 会引发许多财产权利纠葛。RXX 公司和村集体关于50 万“公共建设费用”的纠纷,促成了GDK从“寄寓”状态中产生了“脱身”的念头。
90 年我当书记, 91 年跟他签了一个合同……那到95 年, 那就是50 万喽, 每年10 万。他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呢, ……他用的是我们YY 小学的校办厂, 全部免税的, 那个时候销售税金都免税的。……但是他对村里一点都不交。……总共这50 万, 他一共缴了13 万5 千……到了95年, 他还不给我这个钱, 我就给LB Y 说。L 村(LB Y) 当主任了啊, 要了好几次, 他都不肯。L 村很卖劲的, 在他那里跟他理论啊, 跟他吵架, 他都不给。我说这样, 我们村民委员会起诉,我跟你订的合同, 起诉你总可以了。你50 万, 给了我13 万5 千。后来他交了。( GB Y 2005. 1.
24 访谈)
这种纠纷也和村企财务往来的不确定性有关。产权交易的默契经不同立场的人物解说, 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会计CB K认为管理费按1 %的销售额收取, 但只是走一个账面的“财政转移支付”, 股份则是一次性转清的, GDK其实是把村集体存在企业里的钱拿出来投资于公共建设项目。另一个老支书XXB 则认为这些资金中, 大部分是管理费, 按照销售额的0.3 %收取, 1999年兴建的百多幢住宅耗资7 千万, 还欠着3 千万, 村里的股权则是1600 万, 占2 %。（注9）而KB 村小学的校长认为, 村里过去还根据在KB 公司里拥有2 %的股份, 每年分红两三百万。村委会主任LB Y则说村里是把KB 公司上交的管理费(工业产值的2 %) 积存在企业里, 分2 千万和4 千万两次提取, 投入集体基建事业。他们在村企财政往来的批次、数量和形式上的不同意见, 反映了利益关系的模糊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及相关纠纷, 促使KB 公司从“准集体企业”向“半私营企业”乃至完全的独立而转变。
首先, KB 公司规模不断扩张, 1992 年第一次大规模扩张中, GDK 兴建了占地16000 多平米的厂房和办公楼, 把RXX 公司转移到BM 工业开发区。1997 开始, GDK 又投资5 千万进行第二次扩张（注10）。2002 年, RXX 公司开始第三期扩建工程。2002 年, RXX 的产值超过了30 亿。
GDK争取企业独立的第二条途径是向外向型经济靠拢, 在1980 年代主要为“XXX ”品牌承担加工业务, 1990 年代初又与台湾和俄罗斯企业合作建立了系列境外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如今已在全国各地和国外建立了许多制衣公司、贸易公司、投资公司、实业公司。这些“连锁”企业虽然形式上是分立的, 但与它们KB 公司的本体关系十分紧密, 大大拓宽了企业的市场空间。
第三是企业更名和股份化。从1978 年的“YY 服装厂”到1984 年的“BM 羽绒服装厂”,再到1992 年的“X 市羽绒服制品集团公司”, 1997 年的江苏KB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的江苏RXX 股份有限公司, 及2002 年的“RXX 股份有限公司”, 集体的影响渐渐淡出企业日常运作。同时, 企业被高度地股份化了。以RXX 为例, 最初的股权界定比例是村集体占20 %,GDK占80 % , 镇里占2 %（注11）。随后1994 年RXX 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股东包括X 市、上海和江苏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高度股份化背后, 是水泼不进的管理体制。但GD K 仍然是KB集团的核心人物。这因为GDK及家人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了RXX 公司46.5 %的股权。
KB 集团能在改制大潮之前“脱身”成功, 既因为它和其他村办企业起点不同, 具有一定经营独立性, 也因为集体经济关系重整使GD K获得谈判时机和发展机会。1990 年代中期后, 集体企业或关闭, 或以某种协议形式转到经营者手中, GB Y 自己也渐渐退出集体经济舞台。由于原先的精英忙于为自己安排后路, KB 公司可以利用对它有利的时机和形势获得独立的市场地位。
但是, “脱身”后的GDK 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 他又重新返回到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在1999 年, 他实现了角色转换, 经过党内投票选举, 取代GB Y 成为村书记。但在GB Y本人的口中, GD K的就任无异于“逼宫”, 其意图从GD K的入党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
他93 年到我办公室来, 他给我一个入党申请报告, 请我当入党介绍人。我说, 行, 但是呢, ……必须要履行组织手续的。……他是过了年以后, 大概是3 月份给我的, 5 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发脾气了, 他说: “B Y, 我这个入党, 我党员给不给干啊? 不给干的话, 你把入党报告, 申请报告还给我。” ……差不多到年底通过他的时候, 他来村里参加了一次会议, 读了读他的申请报告, 我也讲了他许多好话。……转正不是一年吧, 中间从来没有来过。但是中间每个月的支部会议, 我都通知他的。( GB Y2005.1.24 访谈)
就这样, 不满足仅从规模和名称上提升企业“级别”的GDK, 把入党当作了他政治前途的起点。经GDK几年活动, 1994 年3 月KB 集团公司成立党支部, 1999 年3 月, KB 集团公司支部又改建为KB 集团公司党委, 隶属BM 镇党委。GB Y认为GDK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把YY村党支部合并入KB 公司党委(因为后者党员人数不够) , 这样GDK也顺理成章成为村书记。
他有5 到6 个党员。那个时候我们党委书记姓张……他说: “G 总( GB Y) , 这样吧, D K( GDK) 在那里, 让他组织一个支部。” ……他是属于我们村里的企业呀, 他叫村有镇管……我笑着跟他说: “张书记, 这个我完全没有意见” ……到98 年下半年, 他想要成立党委……市里面同意他成立党委。党委么, 但是他那里正式党员十几个, 还有十几个预备党员, 太少。太少么, 他想把我们村这个, YY村这个支部合在一起。……我聪明得很, 我打了报告。说这样吧,我不让你管, 我
但是, KB 公司依然和其他村办厂有所不同, 它不属于集体重点扶持的对象。RXX 公司职员DJ X 告诉我们的是创业故事的另一个侧面。
1976 年, GDK担任缝纫组的组长。同年, 缝纫组改为YY村服装厂, 承办上海企业的加工业务……1987 年, G总投资30 万兴建了第一幢属于自己的厂房……1990 年投资150 万兴建了第二幢厂房和办公楼, 并注册了(自己的) 羽绒服品牌。(DJ X2004.6.23 访谈)
DJ X 的叙述和媒体上对RXX 公司创业起点的报道大同小异, 大多强调GDK 个人奋斗的因素, 并在宣传中不断给予强化。两个版本的创业故事强调了同一个事实的两个侧面。在产权的认定方面, GB Y就认为“以前他这个企业是我们村里面的”。
他办了这个服装厂, 但挂的是我们YY 小学的校办厂。所以政策上给他优惠的钱, 免税的……他在我们村子里, 我当厂长, 那个老X 书记(XXB) , 我们从来不收他什么费什么费, ……他在我们眼里好像不起眼的, 照顾性给他算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税收上的机遇。( GB Y2005.1.24 访谈)
GB Y的叙述反映了许多村民所持的意见, 即GD K 应当对村集体和村民有所回报。不可否认, 基层政权的庇护极大地帮助了企业得到资金、厂房、技术和人员, 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变通,在体制的挤压中获得生存空间。但集体对企业的扶持是不平衡的。宏观环境的恶劣和具体政策运作的偏向, 使私营经济在苏南的积累十分缓慢, 像缝纫组这样的“擦边球”企业, 虽然挂靠在集体经济组织之下, 却没有被纳入“QF 纺织总厂”这一嫡系集体经济主干中。因此, 该企业虽然享受着政策的优惠和廉价的土地、厂房和劳动力, 只能算是村集体经济的“寄寓者”。
在1980 年代, GD K的服装厂和其他村办企业一样和村庄有着不可断裂的联系, 它们在对抗国家计划体制管制的斗争中结成了盟友。这段时间, 称得上苏南模式的一段“蜜月期”。可是,企业毕竟是市场中的一个主体, 当企业和经营者的利益主体意识与村集体的控制权、分配权发生矛盾时, 会引发许多财产权利纠葛。RXX 公司和村集体关于50 万“公共建设费用”的纠纷,促成了GDK从“寄寓”状态中产生了“脱身”的念头。
90 年我当书记, 91 年跟他签了一个合同……那到95 年, 那就是50 万喽, 每年10 万。他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呢, ……他用的是我们YY 小学的校办厂, 全部免税的, 那个时候销售税金都免税的。……但是他对村里一点都不交。……总共这50 万, 他一共缴了13 万5 千……到了95年, 他还不给我这个钱, 我就给LB Y 说。L 村(LB Y) 当主任了啊, 要了好几次, 他都不肯。L 村很卖劲的, 在他那里跟他理论啊, 跟他吵架, 他都不给。我说这样, 我们村民委员会起诉,我跟你订的合同, 起诉你总可以了。你50 万, 给了我13 万5 千。后来他交了。( GB Y 2005. 1.
24 访谈)
这种纠纷也和村企财务往来的不确定性有关。产权交易的默契经不同立场的人物解说, 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会计CB K认为管理费按1 %的销售额收取, 但只是走一个账面的“财政转移支付”, 股份则是一次性转清的, GDK其实是把村集体存在企业里的钱拿出来投资于公共建设项目。另一个老支书XXB 则认为这些资金中, 大部分是管理费, 按照销售额的0.3 %收取, 1999年兴建的百多幢住宅耗资7 千万, 还欠着3 千万, 村里的股权则是1600 万, 占2 %。（注9）而KB 村小学的校长认为, 村里过去还根据在KB 公司里拥有2 %的股份, 每年分红两三百万。村委会主任LB Y则说村里是把KB 公司上交的管理费(工业产值的2 %) 积存在企业里, 分2 千万和4 千万两次提取, 投入集体基建事业。他们在村企财政往来的批次、数量和形式上的不同意见, 反映了利益关系的模糊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及相关纠纷, 促使KB 公司从“准集体企业”向“半私营企业”乃至完全的独立而转变。
首先, KB 公司规模不断扩张, 1992 年第一次大规模扩张中, GDK 兴建了占地16000 多平米的厂房和办公楼, 把RXX 公司转移到BM 工业开发区。1997 开始, GDK 又投资5 千万进行第二次扩张（注10）。2002 年, RXX 公司开始第三期扩建工程。2002 年, RXX 的产值超过了30 亿。
GDK争取企业独立的第二条途径是向外向型经济靠拢, 在1980 年代主要为“XXX ”品牌承担加工业务, 1990 年代初又与台湾和俄罗斯企业合作建立了系列境外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如今已在全国各地和国外建立了许多制衣公司、贸易公司、投资公司、实业公司。这些“连锁”企业虽然形式上是分立的, 但与它们KB 公司的本体关系十分紧密, 大大拓宽了企业的市场空间。
第三是企业更名和股份化。从1978 年的“YY 服装厂”到1984 年的“BM 羽绒服装厂”,再到1992 年的“X 市羽绒服制品集团公司”, 1997 年的江苏KB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的江苏RXX 股份有限公司, 及2002 年的“RXX 股份有限公司”, 集体的影响渐渐淡出企业日常运作。同时, 企业被高度地股份化了。以RXX 为例, 最初的股权界定比例是村集体占20 %,GDK占80 % , 镇里占2 %（注11）。随后1994 年RXX 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股东包括X 市、上海和江苏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高度股份化背后, 是水泼不进的管理体制。但GD K 仍然是KB集团的核心人物。这因为GDK及家人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了RXX 公司46.5 %的股权。
KB 集团能在改制大潮之前“脱身”成功, 既因为它和其他村办企业起点不同, 具有一定经营独立性, 也因为集体经济关系重整使GD K获得谈判时机和发展机会。1990 年代中期后, 集体企业或关闭, 或以某种协议形式转到经营者手中, GB Y 自己也渐渐退出集体经济舞台。由于原先的精英忙于为自己安排后路, KB 公司可以利用对它有利的时机和形势获得独立的市场地位。
但是, “脱身”后的GDK 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 他又重新返回到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在1999 年, 他实现了角色转换, 经过党内投票选举, 取代GB Y 成为村书记。但在GB Y本人的口中, GD K的就任无异于“逼宫”, 其意图从GD K的入党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
他93 年到我办公室来, 他给我一个入党申请报告, 请我当入党介绍人。我说, 行, 但是呢, ……必须要履行组织手续的。……他是过了年以后, 大概是3 月份给我的, 5 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发脾气了, 他说: “B Y, 我这个入党, 我党员给不给干啊? 不给干的话, 你把入党报告, 申请报告还给我。” ……差不多到年底通过他的时候, 他来村里参加了一次会议, 读了读他的申请报告, 我也讲了他许多好话。……转正不是一年吧, 中间从来没有来过。但是中间每个月的支部会议, 我都通知他的。( GB Y2005.1.24 访谈)
就这样, 不满足仅从规模和名称上提升企业“级别”的GDK, 把入党当作了他政治前途的起点。经GDK几年活动, 1994 年3 月KB 集团公司成立党支部, 1999 年3 月, KB 集团公司支部又改建为KB 集团公司党委, 隶属BM 镇党委。GB Y认为GDK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把YY村党支部合并入KB 公司党委(因为后者党员人数不够) , 这样GDK也顺理成章成为村书记。
他有5 到6 个党员。那个时候我们党委书记姓张……他说: “G 总( GB Y) , 这样吧, D K( GDK) 在那里, 让他组织一个支部。” ……他是属于我们村里的企业呀, 他叫村有镇管……我笑着跟他说: “张书记, 这个我完全没有意见” ……到98 年下半年, 他想要成立党委……市里面同意他成立党委。党委么, 但是他那里正式党员十几个, 还有十几个预备党员, 太少。太少么, 他想把我们村这个, YY村这个支部合在一起。……我聪明得很, 我打了报告。说这样吧,我不让你管,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