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往引发村民不满。“谋生责任”的延续性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企业本土性和开放性之间的矛盾, 这也是改制后苏南民营经济的一个普遍问题。每一个中层管理者背后, 都有一片以他为结点的人事网络, 大规模裁员也就是撼动了本村工人在企业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第三, 企业因“谋生责任”而被给予的期望, 还带来劳动报酬、劳动强度方面纠纷。GB Y的合资企业因为招聘的大部分是本土劳动力, 加班时间少, 工资多而在村里赢得好口碑。相形之下, RXX 的用工就苛刻得多。村里仍然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RXX 的加班时间长, 规定又很严格。收入是一般的。纱厂的工人一年大概是六千。RXX 一年的工资大概有一万, 但是每天超过8 小时, 周末经常要加班。订单多, 忙的时候, 不能不加班。(LWM2004.6.22 访谈)
这种矛盾的形成, 是因村民期待GDK总是处于一个保护他们共同利益的位置上。但作为一个企业主, GDK首先以趋利为特征。企业面对困境的自然反应, 就是压缩生产能力, 施行更为严格的劳动用工制度。由于RXX 对于财政和就业的影响力, GDK 必须把市场波动对社区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但大规模降价的冲击, 企业很难保持一个稳定的产出和恒定的就业规模。
由于RXX 的产值从2002 年到2003 年下降了10 多个亿, 企业的应对先是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加班费的做法, 之后又不得不做出裁员决定, 显然这是积累已久的矛盾被触发的结果。裁员意图的受阻, 意味着村民和本地职工试图抵制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放弃社区责任的行动, 也说明在村庄内部, 以个人自由决策权和经济自主性来换取集体的庇护和福利这种逻辑依然有效。但是从长久的利益分化趋势来看, 村民不可能通过高度组织化来有力地对抗裁员这种市场化机制。从另一方面来看, 在企业私有的背景下, 村企两个公共权威领域的交叉可能导致企业主个人影响力的加强, 受雇于企业的村民, 会格外看重企业主给予的谋生机会, 而不是企业主作为社区精英应尽的责任。因此企业主一方权威的加强, 就能够使村民变得更“务实”, 企业也能如其所愿地把承担“谋生责任”转化为提供“谋生机会”。
尽管“谋生责任”已经褪色,“稳定”的责任依然是村庄公共权威必须承担的底线。投资于公共和半公共的事业是GDK和GB Y这样的村庄政治精英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苏南农村的典型情况是, 单个的农户家庭缺乏力量和动力去承担公共开支, 而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说村民的福利并不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除了房屋建造上让利于村民, GD K 还在养老、教育、交通等方面给村民以实惠, 这实际上是编织一张社会的“安全网”。村民除了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购得新村住宅, 还享受到了其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如养老金、购物券、一对一帮助等。
从“谋生责任”到“稳定责任”转化, 既使村民失去了就业保障, 不能再全面依赖社区,但同时他们也保留了从当地经济中获益的基本权利和制度化渠道。随着谋生责任转移和分化为“谋生机会”和“稳定责任”, 对村庄事务的“大众冷漠”弥散开来: 除少数精英外, 大部分村民政治参与程度低, 对村政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在普通村民眼中, 改制新贵和干部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 他们作为公共权威代言人利用私有化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当社区精英试图利用某些政策和措施来强化自己的权威时, 往往会引起村民不安。但这种不满常体现为村民的冷漠, 他们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找机会表露抱怨, 而不是公开站到政策和决议的对立面。
村庄的更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把村名改为“KB”, 似乎暗示着KB 公司在村庄事务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村庄集体的象征之一和一个龙头企业的形象重合了, 给公共权威蒙上了更多的个人色彩。我们在调查中能够隐约感受到村民有不满, 但没有看到有人公开和直率地表露这种不满。另一个例子是村委会换届选举。2002 年开始在KB 村试行“直选”后, 选举结果和过去没有出现大的差别。村民说, 他们对选举本身并不关心。虽然候选人共有100 多个, 但是大部分选票依然集中在旧精英身上, 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更有经验的”。尽管官方和媒体宣传了选举的普遍性和积极性, 但是村民在心里依然把它当作“过过场”。由于资源集中在某些精英的手中(比如GDK等人掌握着重要的就业机会, 还控制着村庄中许多利益的分配) , 因此村民不得不关注表达对精英的不满对自身和家庭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有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完成后, 作为文员派的村干部的角色地位是相对软弱的, 其与上级政府和实权派经济精英的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在过去, 社区领导人往往通过发展与上级的庇护关系,为本社区争取资源和政策支持, 并凭借“政治忠诚”的代言权培养本土的干部梯队, 组织村企人事网络和社区内的各种资源, 还可以运用社区情理的无形力量, 建立一套从谋生、养老、教育到安葬的庞大控制体系, 换取信任和支持。多重的动员方式与特殊的个人感召力和社区的共同利益相结合, 形成了以血缘、姻亲、地缘/ 区位、社区情理、政治权威为表征的多样化动员组织方式, 从而也获得了足够的权威。如今, 在营造和维护村庄公共权威的过程中, 作为实力派的村庄精英则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市场运作的方式(比如拆旧房给补贴) , 以对抗集体的无力感、精英的疏离感和村民的冷漠感。在这种背景下, 村民以一种复杂的心理依附于权威, 又对立于权威。权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 使经济精英即使成为实力派的村干部, 也如同浮于水面的油,游离于社区生活之外, 不可能与农民融为一体。在这种背景下, 由文员派组成的村委会就会经常处于上级领导和村民利益诉求的夹缝中, 受着各派实权人物的“夹板气”。
五、从道义型共同体转向利益型共同体——村庄公共权威蜕变的后果(代结论)
(一) 道义型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制度遗产
村庄公共权威的“私营化”虽然改变了基层共同体的权力格局, 却依然深植于靠“苏南模式”成长起来的“道义型共同体”这一乡土背景中。这种背景包括文化性的和制度性的两个方面。文化背景包括苏南农村的生计传统和社区情理, 也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江苏是“中华帝国晚期”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村落有深厚的非农经营传统。尽管经历了以“集体化”为表征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实际上农民的“私心”还是很难根除的, 这也是以“五工队”为名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得以保留的原因。干部的“不结怨”策略和农户的半地下经营, 使副业技能和兼业传统在代际得到传递。一旦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控制放松了, 这些农户自然又会回到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来。
除了生计传统, 社区情理为“苏南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益共生的村庄被默认为一个整体, “村籍”划下了村民享有的各种福利的不容外人闯入的边界, 同时也构成了领导者权威最牢固的基础。以“村籍”为象征, 形成了跨越不同阶层、群体的彼此认同及社区整合,同时也使村庄成为一个利益主体, 使社会责任成为对基层政治精英的一种无形的期望。
如果说生计传统和社区情理是苏南模式内生的文化因素, 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属于外部的制度背景。在集体化运动中, 统购统销等刚性的制度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方式, 迫使农民不得不走上合作的道路。1980 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使“村”成为集体经济的基本单位和农村公共利益的基本单元, 承担过去由“公社”与“大队”负责的社会职能。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 就是以乡镇企业的繁荣和对集体财产的强控制为特征的。
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制度遗产, 都深刻影响到村庄公共权威现有性质和形态。企业私有化过程中, 企业主必须协调自己的利益和社区情理、政治传统之间的关系, 避免利益冲突激化;在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决策和人事安排上, 村庄领导人也必须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在趋向实用化同时对改革中受损一方进行补偿。综合苏南地区这些文化和制
RXX 的加班时间长, 规定又很严格。收入是一般的。纱厂的工人一年大概是六千。RXX 一年的工资大概有一万, 但是每天超过8 小时, 周末经常要加班。订单多, 忙的时候, 不能不加班。(LWM2004.6.22 访谈)
这种矛盾的形成, 是因村民期待GDK总是处于一个保护他们共同利益的位置上。但作为一个企业主, GDK首先以趋利为特征。企业面对困境的自然反应, 就是压缩生产能力, 施行更为严格的劳动用工制度。由于RXX 对于财政和就业的影响力, GDK 必须把市场波动对社区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但大规模降价的冲击, 企业很难保持一个稳定的产出和恒定的就业规模。
由于RXX 的产值从2002 年到2003 年下降了10 多个亿, 企业的应对先是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加班费的做法, 之后又不得不做出裁员决定, 显然这是积累已久的矛盾被触发的结果。裁员意图的受阻, 意味着村民和本地职工试图抵制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放弃社区责任的行动, 也说明在村庄内部, 以个人自由决策权和经济自主性来换取集体的庇护和福利这种逻辑依然有效。但是从长久的利益分化趋势来看, 村民不可能通过高度组织化来有力地对抗裁员这种市场化机制。从另一方面来看, 在企业私有的背景下, 村企两个公共权威领域的交叉可能导致企业主个人影响力的加强, 受雇于企业的村民, 会格外看重企业主给予的谋生机会, 而不是企业主作为社区精英应尽的责任。因此企业主一方权威的加强, 就能够使村民变得更“务实”, 企业也能如其所愿地把承担“谋生责任”转化为提供“谋生机会”。
尽管“谋生责任”已经褪色,“稳定”的责任依然是村庄公共权威必须承担的底线。投资于公共和半公共的事业是GDK和GB Y这样的村庄政治精英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苏南农村的典型情况是, 单个的农户家庭缺乏力量和动力去承担公共开支, 而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说村民的福利并不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除了房屋建造上让利于村民, GD K 还在养老、教育、交通等方面给村民以实惠, 这实际上是编织一张社会的“安全网”。村民除了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购得新村住宅, 还享受到了其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如养老金、购物券、一对一帮助等。
从“谋生责任”到“稳定责任”转化, 既使村民失去了就业保障, 不能再全面依赖社区,但同时他们也保留了从当地经济中获益的基本权利和制度化渠道。随着谋生责任转移和分化为“谋生机会”和“稳定责任”, 对村庄事务的“大众冷漠”弥散开来: 除少数精英外, 大部分村民政治参与程度低, 对村政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在普通村民眼中, 改制新贵和干部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 他们作为公共权威代言人利用私有化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当社区精英试图利用某些政策和措施来强化自己的权威时, 往往会引起村民不安。但这种不满常体现为村民的冷漠, 他们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找机会表露抱怨, 而不是公开站到政策和决议的对立面。
村庄的更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把村名改为“KB”, 似乎暗示着KB 公司在村庄事务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村庄集体的象征之一和一个龙头企业的形象重合了, 给公共权威蒙上了更多的个人色彩。我们在调查中能够隐约感受到村民有不满, 但没有看到有人公开和直率地表露这种不满。另一个例子是村委会换届选举。2002 年开始在KB 村试行“直选”后, 选举结果和过去没有出现大的差别。村民说, 他们对选举本身并不关心。虽然候选人共有100 多个, 但是大部分选票依然集中在旧精英身上, 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更有经验的”。尽管官方和媒体宣传了选举的普遍性和积极性, 但是村民在心里依然把它当作“过过场”。由于资源集中在某些精英的手中(比如GDK等人掌握着重要的就业机会, 还控制着村庄中许多利益的分配) , 因此村民不得不关注表达对精英的不满对自身和家庭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有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完成后, 作为文员派的村干部的角色地位是相对软弱的, 其与上级政府和实权派经济精英的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在过去, 社区领导人往往通过发展与上级的庇护关系,为本社区争取资源和政策支持, 并凭借“政治忠诚”的代言权培养本土的干部梯队, 组织村企人事网络和社区内的各种资源, 还可以运用社区情理的无形力量, 建立一套从谋生、养老、教育到安葬的庞大控制体系, 换取信任和支持。多重的动员方式与特殊的个人感召力和社区的共同利益相结合, 形成了以血缘、姻亲、地缘/ 区位、社区情理、政治权威为表征的多样化动员组织方式, 从而也获得了足够的权威。如今, 在营造和维护村庄公共权威的过程中, 作为实力派的村庄精英则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市场运作的方式(比如拆旧房给补贴) , 以对抗集体的无力感、精英的疏离感和村民的冷漠感。在这种背景下, 村民以一种复杂的心理依附于权威, 又对立于权威。权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 使经济精英即使成为实力派的村干部, 也如同浮于水面的油,游离于社区生活之外, 不可能与农民融为一体。在这种背景下, 由文员派组成的村委会就会经常处于上级领导和村民利益诉求的夹缝中, 受着各派实权人物的“夹板气”。
五、从道义型共同体转向利益型共同体——村庄公共权威蜕变的后果(代结论)
(一) 道义型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制度遗产
村庄公共权威的“私营化”虽然改变了基层共同体的权力格局, 却依然深植于靠“苏南模式”成长起来的“道义型共同体”这一乡土背景中。这种背景包括文化性的和制度性的两个方面。文化背景包括苏南农村的生计传统和社区情理, 也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江苏是“中华帝国晚期”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村落有深厚的非农经营传统。尽管经历了以“集体化”为表征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实际上农民的“私心”还是很难根除的, 这也是以“五工队”为名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得以保留的原因。干部的“不结怨”策略和农户的半地下经营, 使副业技能和兼业传统在代际得到传递。一旦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控制放松了, 这些农户自然又会回到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来。
除了生计传统, 社区情理为“苏南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益共生的村庄被默认为一个整体, “村籍”划下了村民享有的各种福利的不容外人闯入的边界, 同时也构成了领导者权威最牢固的基础。以“村籍”为象征, 形成了跨越不同阶层、群体的彼此认同及社区整合,同时也使村庄成为一个利益主体, 使社会责任成为对基层政治精英的一种无形的期望。
如果说生计传统和社区情理是苏南模式内生的文化因素, 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属于外部的制度背景。在集体化运动中, 统购统销等刚性的制度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方式, 迫使农民不得不走上合作的道路。1980 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使“村”成为集体经济的基本单位和农村公共利益的基本单元, 承担过去由“公社”与“大队”负责的社会职能。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 就是以乡镇企业的繁荣和对集体财产的强控制为特征的。
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制度遗产, 都深刻影响到村庄公共权威现有性质和形态。企业私有化过程中, 企业主必须协调自己的利益和社区情理、政治传统之间的关系, 避免利益冲突激化;在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决策和人事安排上, 村庄领导人也必须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在趋向实用化同时对改革中受损一方进行补偿。综合苏南地区这些文化和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