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去超越鲁迅，也不是误导别人去寻找基督做信仰，而是去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作者这句话说的真好，不管中国那些空虚的知识分子能否听从，总之是给他们开了个疗救的方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爱做上帝当牧师，有聊时给统治阶级充当政治顾问，无聊时弄点信仰给民众解闷，想做事时夸夸其谈，脑袋一热兜售一些大而无当的治国宏论，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想救世，他们拿书本当指南用脑袋做利器。现实中国岂是一言一计可以兴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冷静、务实、经世的时代。

    这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时代，各种有用和无用的清谈将浮出水面，保守、激进、自由、新左，相互对垒，我透过形形色色的表演只看到精神废墟的荒凉。

    说说余杰和摩罗吧。

    他们都受制于这个时代，他们的思想都远远没有超越鲁迅的框框，至少还在鲁迅的局限里局限着，就两人的知识和阅历都太单薄了，更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空洞的呐喊和苍白的信仰又有啥用呢？摩罗一直苦苦在虚无和苦役中寻找意义，我觉得多少有些虚妄和矫情。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献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热情，不仅只用知识去分析导致专制的根源。摩罗的困惑只是读书过多的困惑，只是个人的困惑而非这个时代的困惑。中国永远不缺少困惑永远不缺少学者，当前的问题永远是如何落实那些空洞的言辞，关键是如何行动。五四以来文化先驱一直在启蒙，启蒙效果在这个国家为何如此难于达到？站在基督文化背景上剖析鲁迅思想的局限是否以西代东？鲁迅思想的局限到底在哪儿？鲁迅与大众的深刻联系为何不提？启蒙的方式有无问题？应该如何继续搞好启蒙？当代启蒙的局限症结何在？启蒙与实践是否过分脱节？摩罗和余杰两人是否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否也有合理的地方？两人是否视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两人是否懒惰地干吃鲁迅的饭？两人到底去农村底层搞过调研实际问题没有？两人知识结构是否匮乏？两人是否自大自涨？知识分子如果整天高喊耻辱和苦难和信仰而不去亲自实践是否空谈误国？整天躲进书斋搞启蒙是否可笑？我已仔仔细细的看了摩罗的《耻辱者手记》，这本书里顶多有些摩罗的个人伤痛和体验而已，他的那些痛快的批判在当代许多学者那里都有，他的功劳在于那些煽情的语言，起初我也是喜欢的。后来见他老是摆弄自己的伤疤，我就讨厌了。鲁迅当年从不轻易抚摩自己的伤疤，重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学问是知行合一的学问而非书斋里的学术，当年先生走出书斋搞启蒙，现在我们的自由主义躲进书斋做启蒙。自由和民主都是好东西，这样的好东西如何才能在古国苍老的肌体里孕育呢。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为旗帜，打着自由的招牌为民众代言，骨子里却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刘涌案再次说明精英知识分子的虚伪，谈起自由头头是道，俨然以真理自居，暗地里却大搞交易。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穷人的自由成了无人过问的中国特色。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的是谁是中国问题权威的解释者，而非谁最关注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哈贝马斯来中国访问，据说他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进程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摩罗余杰的关注点只停留在浅层的学术或文学层面，除了痛批专制和痛失个人自由外，居然还要给鲁迅加点精神钙片，后生可畏啊，鲁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想法。自认为抓住了批判国民性这个利器和法宝，就一劳永逸了，但是脱离了制度层面的配套改革，灵魂改造能达到好的效果吗？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只有先有吃喝穿住的才可能想民主和自由，鲁迅当年把重点放在灵魂改造上，但到后期越来越认识到物质的重要位置。我们不能脱离当下中国现实社会想问题，疯狂的批判往往带来的是偏执和仇恨，但高高在上演说上帝和爱，又让人感觉虚假。我们不能老是做无聊的文化批判者，不能老是做透支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更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假基督。以前鲁迅先生活后著述，现在有人先著述后生活，颠倒了过来。倒着走的命运不比横站的命运好。摩罗余杰的崇拜者们，你们想过没有啊。

    鲁迅在精神的极度苦闷中，是深研过佛经和基督教义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信仰宗教不能简单理解为空虚没落，这也可能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韬光养晦的必要过程，有些道理。但是现在言说基督成了一种表演。不管有良知的知识阶层也好，还是没良心的文人也罢，都摆出一付救世主的架势，好象他们的理论是上帝的福音，他们奉上帝之命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群众似的。其实，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搞田野调查的学者，文人，也被调查对象奉为神灵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思想界的工作也许很重要，但是，如果总是坐而论道，却给人混饭吃的感觉。

    我本是一山野村夫并无话语权，也斗胆说了。作为一名底层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实在需要反思。我固然不会去崇拜毛泽东，但也更不会去崇拜一群奶油书生。我觉得某些知识分子远没有农民诚实，尽管他们打着农民的旗帜。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研究学者多矣，但大多是喝他的血的，并非去真心去学他的，包括那些曾决心学他的人，因为他们早已成佛成基督了，如摩罗余杰二人。现在的余杰已成为小布什的坐上客，他真的爱国吗？为何离开那片充满苦难的祖国？为何抛开那些饥饿的农民？余杰能比他痛批的暴君强到哪儿去呢？他也在像个圣人冷眼愤激地看着那些流泪的民众？现在的摩罗明哲保身在无奈中过日子。他们都像麻木的体制制造出来的麻木的圣人。顶多有些悲悯和信仰或忧愤。这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耻辱。顺便说一下，我最讨厌中国的那些假基督。鲁迅说，听和尚念经道士参道，还不如回家自己去修炼。

    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去超越鲁迅，也不是误导别人去寻找基督做信仰，而是去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人文精神的讨论还有些迫切，信仰的讨论暴露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弱。信仰对知识分子拯救灵魂或许有用，但中国文化和文人陷入沉疴已久，岂是基督信仰所能救的？早已深得犬儒哲学的文人恐怕更加虚幻和高蹈，我们难道再去戴顶精神的紧箍咒吗？ 现在又重新面临那个旧问题，梦醒之后该向何处去？ 中国知识分子太通老庄思想了，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他们自诩参透一切，却明哲保身，或者劝人信仰基督。能退亦能进，韬光养晦，韬虚了身子，韬软了脊梁。离开了民众，于是来寻找其他的精神支撑，偷懒矫情。中国没有俄国意义上的知识阶级，大抵如此。我们为何不俯下高贵虚蹈的头颅，在人世的油锅中炸一炸啊。我正在狗窝里战斗呢，你听——我正在和一匹劣狗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