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身体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而言，它除了经历我在《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2001)一书中所探讨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的变化外，事实上还有许多面向是值得我们再去细部思考的。以世纪初年盛行一时，并且随后产生重大影响与延续作用的军事化身体管理而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由袁世凯小站练兵(1895)开其端的发生动作，在经过军国民教育、黄埔练兵、新生活运动、和中国工农红军等阶段的接续发展后，对中国身体的军事化发展产生严重且深远的影响。长期支配台湾各级学校的军事化生活管理，以及1958年后影响中国大陆农村甚巨的人民公社-一种以大兵团作战，以师、团、营、连、排等军事单位编制公社成员，进行劳动生产的制度设计等，它们的出现和广阔影响都说明这个身体军事化发展在中国的明显与持续。这个长期深化的发展显然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它的持续开展具体反映了身体在中国所遭遇的政治与意识渗透。当然，这个持续的发展也说明，我们需要以一个更长的时段，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一个至少以世纪为单元的观察时段，才能对此现象有深入对当的理解。这种趋势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在进行观察和分析时，不致为个别事件的分歧发展和其所显露的情境需要所蒙蔽，忽略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连续性与共通性。 
     
    以一个较长的时程来观看，《历史、身体、国家》这本书其实只处理极小一部份的课题而已，它远不足以涵盖身体发展的各个时期与涉入的复杂问题。为了弥补同时期中存在但却未被置入讨论的苏维埃体制对身体发展的影响，我个人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研究计画，希望藉由这个计画对1928-1937年的中国共产革命运动，和这种输入型的(imported)身体教养模式，一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纲，以苏联共产革命为纬的身体动员形式，有一个较深入的考究。我希望透过身体的遭遇，和它所经历的繁复动员与阶级化对待，来观看苏维埃体制的政体特色，以及这种政体建构反映了共产革命甚么样的特殊性与共通性。相较于过往与同时存在的身体开展形式，它的出现与制度化究竟对中国身体产生甚么关键影响，这是我想了解的部份。 
     
    除了苏维埃体制外，出现在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出现对身体所造成的微观控制作用，也是我们可以加以探讨的部份。这些结合工农商学兵活动的基层组织，它们的「政社合一」形式，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福利等面向对身体的渗透与统领，究竟对当代的身体发展产生甚么影响，是急待处理和澄清的问题。虽然人民公社在1980年代初期已经正式取消，但其中曾经大力推行过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和行动战斗化」的措施，对生活于期间的人们而言，是真实而且具体的。这一系列阶级化和单位化身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日常实践要求，从1950年代后就以一种直接、赤裸的方式加诸在中国的各个身体之上。不论是以一种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 (Andrew C. Walder的用语，见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1986)或全能主义(totalism) (邹谠用语，见《二十世纪中国政治》，1994)的概念来表述这种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连，身体的受制于一个外在力量丛结在微观层次上的约束，是一个明显可见的历史趋势。这种作用在个人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上的凝视与关照，和个人与群众身体的调动一直有着紧密的关连。从早期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大跃进(1958)与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进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轨迹(trajectory)的存在。至于身体法权的发展部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伦理法权与人格法权，在1949年后已经为阶级法权所替代。这部份的急剧改变与发展也提供我们一个思索身体发展的细致引据。 
     
    当然，在做这番的观察与考量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身体的生物性与肉体性存在对国家或政体可能具有的反作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际出现，说明身体不是被动地顺应国家或社会的全部要求，它可以以一种直接对抗、回避、反讽、冷漠、怠惰、或逍遥、不合作的方式来响应国家的取求。这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是所以造成对策，或各种策略性思维与行动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这种表现在身体上的直接或间接对抗形式，以及它所造成的日常与总量经济损失，是造成人民公社最终不得不取消的部份原因。就这些涉及的事件与制度化层面而言，相关的讨论可谓不胜枚举。不过透过身体研究这个路径的切入，我相信可以让我们对共产体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更重要的，身体在过去一百年中的遭遇，有一个清楚的反省。 
     
    至于身体社会学的开展部份，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女性主义论述、和傅柯对身体的讨论的影响，已蔚成风潮。《历史、身体、国家》的第一章中已对此问题有所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不过由于这些相关的理论均是以西方社会作为理论与概念建构的模板，在参酌对象有所限定的情况下，我不认为这些理论能够不加修正地就运用到中国身体的解释上。即便是以类型学的方式建立的理论界说，如Bryan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 1996)和Arthur Frank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 Analytic Review", in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1)等人所进行的以社会或以个体为本的身体形态划分，都不能全然适用在中国的例证上。随着时间的拉长与涉及面向的多变，我们将益加发觉这种不适用性的强烈与明白，因此，如何在经验与史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切的解释架构与概念体系，也是我们必需面对的问题。 


     
    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经常有大陆学者在反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或「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之类的问题。这种为历史进行知识「定调」的学术角力工作，几乎在各种研究领域中都可以发现。然而，身为华文语系中的一员，我们在语文和历史上与中国的长期交集似乎并没有给予我们特定的优势，建立属于我们的中国研究发言权。这种缺憾只能透过更多的具体研究和尖锐讨论，才能补足过来。上述问题和思考线索的提出，只是提供有兴趣者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而已，它没有排除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议题与角度来探讨身体在中国的发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