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主权和利益的某些条约和协定。例如禁止外国人进入新疆和满洲（1950年2月14日），建立中苏合资的股份公司，（不合理地）确定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1950年6月1日）等其他类似的协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苏关系在完全平等、自愿和互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是不平等的因素侵蚀着同盟的基础。

　　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意识到同盟间不平等的潜在危险性。上任伊始便“努力使我们的关系回到友好、平等的基础上来”，调整苏中关系，修复业已存在的裂痕，如提高驻华大使的级别，扩大对华援助规模，加强苏中在文化、科技领域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协作，在相互交往中尊重中方意见，照顾中方利益，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与中国密切配合。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决定苏联军队于1955年5月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决定把中苏合办的四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元旦前出售给中国。1956年5月，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苏又照会中国，废除强加给中国的《补充协定》，放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从而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把中苏同盟间的合作置于平等的基础上，使党际和国家关系达到历史的最高点。

　　中苏同盟内的不平等是由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不平等带来的。在中苏两党的笔墨官司中，争取党际和国家平等是双方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苏共代表谈话时都强调，在国际共运中兄弟党之间必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应是父子关系。他们指出，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同年12月29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以苏联为中心不等于苏共与其他党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与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文章还指出，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国家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原则。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苏共领导人发泄郁积于心的怨气，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称赞这次莫斯科会议改变了过去对兄弟党的不平等态度，能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通过中共的努力，党际和国家平等原则写进了《莫斯科宣言》中。《宣言》规定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这次会议使毛泽东追求的平等在纸面上得到了落实。但自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萌生“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后，苏共在过去长时期养成的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习惯再次表露，要求中共服从它的对外政策，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并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美国和印度，甚至“企图借助经济压力和政治包围使中国领导人屈服，并迫使他们同苏共中央步调一致”，在党际关系和国际活动中，“苏共领导人不把中国领导人当成平等的伙伴，而把他们看成小兄弟，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触及中国利益的行动时，不和他们商量，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因此，中国不得不同苏共的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牺牲盟友利益的行为做坚决斗争。

　　中苏间在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上的冲突，平等问题成为斗争的一个焦点。中国一直重申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恪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原则。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共对苏共的突然袭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表的声明指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特别是在没有充分讨论和征求兄弟党意见的情况下，一定要通过会议公报，“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赫鲁晓夫采取的“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表明，他没有把苏共与中共的关系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父子党”的关系，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迫使中共就范。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对6月21日《苏共致中共通知书》给予答复。在复信中，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其中，对党际和国家关系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则；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中苏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等一切重大问题应充分协商讨论，采取一致步骤。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中共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确立了兄弟党之间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而且中苏两党之间还达成一项协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党一定要在协商一致之后才能写到国际会议的共同文件中去。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3月30日的复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该文件针对苏共中央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观点提出了我党在这一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原则问题上的看法。《二十五条》的第21条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第22条重申，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恪守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规定的准则，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争取平等的呼吁被苏共视为“民族主义”。

　　正是不平等的党际和国家关系，迫使毛泽东和中共起而抗争。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和中共只是发发牢骚，而在赫鲁晓夫时期则不同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对赫鲁晓夫不平等地对待中国党和国家的做法，中方开展的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批评与斗争。1964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作为中苏论战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邓小平也有相同的看法。1960年9月，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方会谈时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1989年，他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谈到，在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之所以发生争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可见，中共与苏共的斗争，并非为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是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即使在苏共把党际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后，中国也没有妥协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