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鲁迅当年执着于麻木不仁、愚味落后的国民性批判是为了拯救苦难之中的国人的灵魂直到苦难之中的国家民族。《羊的门》对平原人萎靡退缩、安于现状的人性批判则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呼家堡可谓富裕之村，但我们不说呼家堡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村镇。呼家堡的村民总体上根本不具备现代化社会对“人”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即人的独立自主，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独立。从物质上说他们富裕，而精神上则是赤贫。呼家堡物质现代化的程度很高，可在呼天成的思想禁锢下，人们的思想趋于凝固僵化，除了呼天成外呼家堡没有第二种声音，能够体现精神自由程度的处理个人拥有物的自由被相对剥夺，而人们竟安心于、甚至沉醉，留恋于这种被剥夺。当代表.‘最高声音”的呼天成病倒后，呼家堡人因失去思想中心而不知所措。小说结尾那片令人心颤、令人心悸的狗叫声，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是否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人”。李佩甫不动声色地将笔触伸人他们的灵魂，剖析他们的灵魂，在剖析中引导我们深思产生这种病态人格的历史，在历史和现实的契合点上思索’‘人”的未来。

    普遍性的人格萎缩必然导致专制与极权，以此为界，可以探究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内在根源。《羊的门》的核心人物，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正是该地这块“绵羊地”上成长起来的极权政治家，一位.‘东方教父”式人物。在继承传统专制文化的基础上，作者又赋予其现代性表现，二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进人呼天成的行为策略中，构成其“外圆内方”的行为模式的依据，显示了李佩甫对历史与现实交汇的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冷峻审视。

    呼天成“外圆内方”的行为模式建立在对平原人格心理积淀和权力系统操作方式深人体认的基础上，主要由他的外交策略和统治策略加以体现。外交策略的“圆”结构由经营“人场”和以“小”活人两种策略方式为支撑点。经营“人场”为目的是打开外向渠道，灵活社会关系，为呼家堡寻求背景支持。呼天成在文革中冒险救下被打伤的省委副书记老秋，先后培养出邱建伟、范炳臣、冯云山等省界要员，为呼家堡的日后兴盛提供了外围保障;与经营“人场”相反相成的是以“小”活人的处事策略。有了强大的背景支持，呼天成并不颐指气使，处处以“玩泥蛋的”自称，避免显山露水。在处理车祸事件及王华欣、秋援朝、李相义对呼家堡的“访问”中充分展示了这种以守为攻、以小抑大、后发制人的处事策略，反映了他对中原大地人格文化、民族心理积淀的精度提纯以及对外交行为中“小”与“大”的关系(“大象无形”)的辩证认识。但这一切不仅仅是浮在表层的幻象，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外交方略，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树立呼天成在呼家堡的权威，巩固呼天成在呼家堡的统治，并最终成就了他“四十年不倒”的名声。

    在取得背景支持的同时，呼天成对呼家堡实行了“内方”的统治策略，由物质控制与精神禁锢两方面构成。如果说“外圆”尚显出呼天成性格中温情的一面，“内方”的统治策略则以冷酷强硬为主要特征。呼天成动用强大的外援储备使呼家堡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又强化了对村民的物质控制。为保证呼家堡日常机制的正常运行，呼天成制定了从生产到生活各方面的，花样繁多的制度，强调整齐划一和绝对眠从。跑外交的王炳灿因在推销过程中私收礼物而未及时向呼天成汇报，被勒令在众人面前一再，’洗手”，直至被撤职反省。冷酷的物质控制造成了呼家堡经济繁荣背后的精神贫乏和人性畸变。与物质控制相联系的是精神的禁锢和奴役。呼天成自在制止盗窃事件中小试牛刀后，便着后开始控制村民们的精神世界。通过“斗私会”，筹建绝对模式地上和地下新村，“展览台”等一系列事件，打破村民之间长期固有的血缘人伦关系，利用村民对虚荣的畸形追求激发所谓的“工作热情”，将村民们的思想以物质的形式统一化、凝固化。树立思想权威的另一面是对异已思想进行亨J击，这集中体现在呼天成与孙布袋之间长期控制与反控制的暗地较量上。呼天成为控制一心想抓自己把柄，推翻自己思想统治的孙布袋，竟让布袋的妻子、自己的情人秀’(屡次赤身裸体，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自己则静坐一旁练功，利用布袋的捉奸企图，与孙布袋展开长期的心理较量，以培养自己控制情欲的意志和能力，毁灭自己的人欲而求建立一种“神性”。此外，利用母丧以身作则打击外来宗教影响，利用秀丫作诱饵打击“革命”的八圈，在孙布袋死后仍让秀丫在其坟前脱光衣服的“报复”等，都只能说明呼天成在追求极端权力人格的过程中人性的畸变，而非什么“神性”。

    “外圆内方”的行为模式并非呼天成的独创，而是古往今来的为人处世哲学和专制统治思想在呼天成身上的融合、凝聚和具体化，因而对于呼天成这种行为策略的最终的利已主义动机的剖析无疑呈现出某种普遍性，这种具有极强概括力的个体人格展览，则显示了具有共时性特点的政治权力运作中正常人性难以避免的失落。

    对传统“人治”文化批判是李佩甫在《羊的门》中追求的最高批判境界。如果说对世欲政治层面、人性层面的剖析指涉的仅是形而下意义的批判，显得缺乏文化背景和渊源，需要作形而上的提升，那么提升的结果便是对于穿越历史和现实的“人治”文化的批判，这是《羊的门》批判主题超越世俗、人性层面达到的最高层次。

    “人治”文化在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便是这种文化的独特体现。“人治”的诸多措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制度化、模式化，最终上升为一整套的统治理论，用于指导帝王将相、诸候王公的统治实践，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深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以其超常的稳定性和历史惰性牵制着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呼天成正是这种文化的现代性载体，其“外圆内方”的智者行为策略深得“人治”之神韵，融合了权力系统的现代运作方式和传统的处世哲学，在外交内政两方面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呼天成才能先后击败县地两级最高权力者，在平原上纵横摔阖，在现代社会的权力网络中游刃有余、来去自如;成为平原大地上的精神领袖，一位典型的“东方教父”。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人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专制文化，只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因罩上耀眼的物质光环而具有了现代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传统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帝王统治史和政治斗争史及因此而推广的愚民政策导致的国民精神的屏弱，为它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遗憾的是在《羊的门》中读者仍未看到这种情况的改观，封建共产主义式的呼家堡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缩影，其内部现代的专制统治导致的是人民思想的停滞，人格的萎缩乃至人性的退化，而呼天成最后还坚持认为呼家堡是“一块净地”。与此同时，这种人治观念在现实政治层面运作时表现出的抛弃道德和伦理价值标准的极端世俗化形态，都表明这不仅仅是个体思想认识上的悲剧，更是文化的悲剧—历经传统和现实的文化悲剧。“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现代化，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人治文化在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只能是一种阻碍，一种栓桔，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开拓与提升的压抑和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