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乃诗之天才。田汉早年留日间就说郭有“诗才”“诗魂",朱自清称郭氏之诗“异军突起”,“他的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下,是他的独到处”,闻一多“每每称道郭氏为现代第一诗人”,康白情则说:“郭沫若的诗笔力雄劲,不拘于艺术上的雕虫小技,实在是大方之作”。这里众人称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实际上,对于《女神》的杰出贡献,众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体。

　　五四是一个寻求社会、思想、文化、个性全面解放的时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华、丰富学识和惊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新篇章,并且闪耀出五四狂飙突进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或者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百年传统和加入“现代性”的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郭沫若呼唤“开辟鸿荒大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觉醒;他提出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结合”的“泛神论”,既是生命的创造力的充分张扬,又为诗情寻找了纷繁多姿的得以表现的形象。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凤凰涅》)

　　唐晓渡在评论《凤凰涅》时说,“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启超所曾热忱讴歌过的‘少年中国’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达,然而却是以彻头彻尾的乌托帮方式。这种乌托帮同样充满了

　　‘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它不是来自传统的‘桃花源’式的遁世冲动,而是来自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对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的末世学信仰’。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曾基于这种信仰,狂热地寻求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并在理想化的中世纪寻找到了;20世纪中国诗人的狂热程度甚至更胜一筹,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新纪元’的地平线已经移到了前方。进化论和新的时间观保证它在人类的集体“涅”(革命的转喻)后将像再生的女神一样姗姗降临。”

　　女神就这样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人纵横驰骋于历史、哲学、现实三维空间之中,从上古神话至近代文明,从外国历史到中国现状,任意采撷,梳织成诗的锦绣。《女神》中所迸发出的奇瑰的想象力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天才所致,而且预告了积压了几千年的民族个性将有一次大爆破、大解放。诗人以一种对现实的非正面观照表现出对现实的更深层的干预,使我们体会出他的愤激、焦灼以及“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动”着的心。

　　而这种愤激与焦灼是以一种青春期的激情喷射的方式传达的。这种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郭氏曾说:“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达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这种生趣,便是《女神》中充溢着狂荡无羁的自由感。

　　“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郭沫若《凤凰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