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并以其浪漫主义恢弘澎湃之势开一代诗风。可是我们回顾新诗流派衍进史,正如前所论,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创造社后起的诗人都走上了浪漫加颓伤的象征主义道路,太阳社的革命诗人们则更趋向写实,即使郭氏本人后来的创作也自觉地摆脱《女神》而纷纷贴上口号式标签。五四话语中心就是一个“人”字,浪漫主义成了一个时代的适得其时的话语表达方式,当这个“人”受到民族生存等外在压力时,“人”便开始退场,“革命”成了文学史上唯一的中心话语。随着救亡的战火烽起,《女神》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就象中国诗史上的一次庄严灿烂的日出,横空出世,光辉灿烂,但很快便湮没于时代的烟云中了。直至20世纪末叶,北岛、海子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重现郭氏之端倪,但随着北岛的出走、海子的早夭,似昙花之一现,浪漫主义很快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泥淖中了。

　　《女神》是孤寂的。

　　这是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孤寂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