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赫金的理论中，狂欢节式世界感受是以狂欢节为基础的。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而国王加冕脱冕仪式的基础，便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蕴含着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加冕是给民主推选出来的国王(与真正的国王有天渊之别，他们往往或是奴隶或是小丑等地位较为低下的人物)穿上王袍，戴上王冠，并赋予他国王权力的象征物。国王身上的这一切明显具有双重性，即肯定之中孕育着否定，在肯定的同时就已经预示着否定的到来。脱冕就是扒下加冕国王身上的帝王服饰，摘下王冠，夺走他的权力象征物。甚至还要讥笑他，殴打他。可见脱冕仪式最终完成了加冕，它和加冕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脱冕仪式中特别鲜明地表现了狂欢式的交替更新精神，表现了蕴涵着创造意义的死亡形象。

    不可否认，巴赫金的这一观念带有很强的颠覆性，包含着可贵的人本主义精神。他认为“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6]这个“巨大的躯体”就是全体人民，进入全体人民这一“巨大的躯体”。就是珍视民众、尊重民意的体现，也是构建理想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但我们不能不怀疑其观点里含有多大的理想化成分。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那么社会很容易陷入无序与混乱。

亚里士多德曾经不无反讽地说，“政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政治产生了权力，权力的目的是管理社会，提高效率，合理分配劳动和劳动产品。拥有权力的人成为权力阶层，当权力过度集中，就容易形成独裁。

    帕索里尼在其电影里便进行着这样的深入思考。在其“生命三部曲”电影里，碱+日谈》的讽刺戏谑，到《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嘲讽狂欢，最后归于《一千零一夜》的温情脉脉，完成了帕索里尼用电影语言所能表达的对欲望的思索。但在《索多玛120天》中，“他摒除了残酷迫害。因而，这部影片对身体革命性的叙事是对肉身语言的变形的表述，这种叙事是冰冷而绝望的。‑}71实际上，影片片名的表征是让人闻之色变的人间地狱的符号。“萨罗”，即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的怪胎—“萨罗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18个月中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堡垒，是墨索里尼体制的最臭名昭著的一段史实。在这段时期，有72000人惨遭屠杀，40000人被截肢，一大批妇女、少年被奸污或鸡奸，这是令人恐惧且极力想忘却的一段历史。而“索多玛”则是《圣经》中一座罪恶之城，曾受到上帝的惩罚。其实，谁能说萨罗共和国仅是历史的一个特例?谁又能说索多玛城不会在人间出现，仅仅是握有霸权的特权阶层才会放纵人性的丑恶面吗?当我们看到影片中本都是受害者的少年们为保全自己互相告密时，又怎能不感慨人性的微妙与易变呢，的确，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萨德在我们体内”。这就是观看这部极其变态疯狂的电影所带给我们的深刻警示，也是帕索里尼在及其冷峻的电影语言里所流露的对人性近乎绝望的沉痛思考。在“生命三部曲”里，帕氏展现的更多是对生命本性受理性压制的批判，带有更强的颠覆色彩。而《索多玛120天》里，则是赤裸裸的暴露。当人性之恶一下子不遮掩的展现在面前时，我们会感到触目惊心，禁不住倒吸凉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加深刻，批判力量更强。

    “狂欢世界是暂时的、相对的、象征性的，但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因此而丧失，它的意义正在于它与现实的距离，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体现了人类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力量。"[8」的确，巴赫金的极具人文关怀的狂欢理论带给我们很多理想化的向往，但帕索里尼却在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如何看待冷峻的现实，如何直面终极的人性，又可否真会实现心中的“乌托邦”。我总觉得，在看待某个作品时，未必非要给它贴上某个理论的标签，而理论的意义，更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分析作品以致认识世界的一个视野。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视野下，对更加深刻地认识((索多玛120天拐之部颇具争议的电影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