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思想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长久驻足,我想专门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一勾勒。
在20世纪30年代,以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开始了观念史研究,他因此而被称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④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ｉｎＯｆＢｅｉｎｇ)一书,⑤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ＵｎｉｔＩｄｅａｓ)。“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发展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此后,洛维乔易还发表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1938年)、“现在的观点和过去的历史”(1939年)、“历史观念史的反思”(1940年)等文,从方法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历史观念史的研究。
对于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有些学者指出,过去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创造或者谈论过“人类的伟大环节”这一概念,它是由洛维乔易自己所建构的。尽管如此,当时洛维乔易所提出的观点对思想史研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无论是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原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或者说居于主导地位的解释方法仍然都还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的理解,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所以,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剑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注释：①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Ｌ·Ｂａｕｍ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ｄｅａ,1600—1950,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 Ｉｎｃ.1977,ｐｐ.7-8. ②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ａｍｍｅｎ(ｅｄ),ＴｈｅＰａ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Ｕ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0,ｐ.337.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Ｌ·Ｂａｕｍ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ｄｅａ,1600—1950,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Ｉｎｃ.1977,ｐｐ.7-8. ③ＤｏｍｉｎｉｃｋＬａＣａｐｒａａｎｄＳｒｔｅｖｅｎＬ.Ｋａｐｌａｎ(ｅ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2,ｐ.14. ④ＰｒｅｓｔｏｎＫｉｎｇ(ｅ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ｔｈｏｄ,ＣｒｏｏｍＨｅｌｍ,1983,ｐ.8. ⑤此书(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ｉｎ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ｆａｎＩｄｅａ)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