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初，在诺贝尔文学院和瑞典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由5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位作家投票选举，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推选为人类史上百部最佳文学作品的头名“状元”，“得票率高达50％以上，把《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得票率第二的普鲁斯特远远甩在后面，包括荷马的经典著作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柯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见2002年7月24日《中华读书报》，尹承东《〈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最佳》）不知是那“100位作家”，是否包括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中国的作家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超过1／4的印度和东南亚的作家。
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一举措有点滑稽——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作品怎么能评选“状元”呢？你能想像在中国的十大菜系中评选出一道佳肴状元吗？更遑论人类历史上最佳菜肴。不过，这毕竟是文学界业内的事，业外人似乎无权或无需置喙。更何况，正如俗话所说：“干什么的吆喝什么”，这样的热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尹承东先生通过电话向三位西班牙文学著名学者、两个《堂吉诃德》译者和一位西班牙文翻译家和评论家请教：《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之最？遗憾的是，他们的回答，大多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评介《堂吉诃德》的文学价值，而与“何以成为世界之最”的问题并无多少关系。只有赵德明教授的回答——“从艺术角度讲，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创作，奠定了世界现代小说的基础”，“塞万提斯在17世纪就写出了《堂吉诃德》，可以说是现代小说第一人”，虽差强人意，还算沾了点边儿。不过好在他们大抵还是就文学论文学，并未任意引申。一引申，恐怕就会惹麻烦。
例如，2002年6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杨正润先生的文章《如果没有堂吉诃德》，说：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作家们之所以投下这一票，是为了激起“应当被称之为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迷恋于电视和游戏机的年轻一代读书的渴望”。这就涉及了这次评选活动的文化意义和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评选活动的主旨是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也就是对于英雄和英雄时代的呼唤。正如杨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处所说：“我想，这恐怕也是反映了作家们的一种共同愿望：在一个英雄被淡忘、崇高被消解、理想被蔑视的时代，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野蛮’的世界，让年轻人也分得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吧。如果没有了‘堂吉诃德’，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如果评选活动的主旨确如杨先生所说，那么我认为：杨先生和那“100位作家”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虽无可厚非，而且令人感动，然而，却似乎又有些无的放矢，似是而非。

一

首先，用这等“高雅”的方式去唤醒那些“迷恋电视和游戏机的“野蛮人”，可能吗？他们自有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从现实生活中的摇滚歌星、影视新星、体育明星、时装模特儿……直到虚拟世界的“伊妹儿”高手、黑客杀手、聊天室至尊、游戏冠军……那里看得上什么“诺贝尔学会”或“著名作家”？别说是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呼唤，便是用高额奖金去加以利诱，恐怕上钩者也寥寥。而且，只要奖金一到手，什九还会接着“野蛮”下去，而绝不会从此便改弦更张。如果杨先生和那些“著名作家”连这一现实都不了解，可谓糊涂到家；若了解，便是无的放矢。
其次，那些“野蛮人”哪里是在追求“物欲”的满足和“金钱”的贪婪？难道他们那种“赔本赚吆喝”的迷狂，不也正是“堂吉诃德精神”的一种体现吗？难道这”不也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如果说不是，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的标准又是什么？谁说了算？“著名作家”吗？

二

杨先生说：在屠格涅夫看来，堂吉诃德性格最大的特点是“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信仰”。倘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那些“野蛮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所谓“真理”或“信仰”的标准又何在呢？真有“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吗？
我（也许还包括杨先生）就是刚刚逝去的“英雄时代”的过来人。几乎从开始懂事时起，便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现实生活中从张思德到雷锋和文艺作品中从小二黑到高大全等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的感染下，的确曾经树立了“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并且程度不同地将自己的青春、才华和大半辈子的生命，全都奉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结果呢？迎来的却是“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曾为之而献身的信仰与真理的“永恒”和“不可动摇”性，便值得怀疑。逝去的那个“英雄时代”，似乎也就并不那么值得留恋了。


更何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好像不再是我们去解放“人类”，而是人家来解放我们了。至少，也是我们在以人家为榜样解放自己。
那么，真理与信仰的标准安在？
如果真理与信仰的标准是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话，那么，在以小康为奋斗目标的信息化时代，追星与上网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与信仰？至少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如何地厌恶它、诅咒它或千方百计地抑制它、引导它，恐怕都无济于事。
从来都是时势造英雄。
至于英雄造时势嘛，套用鲁迅先生《捣鬼心传》中的那句名言来说，就是：“英雄造时势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更遑论“著名作家”。

三

堂吉诃德的确是一个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实践者，说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战士”并不过分。但是，如果不问他忠实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而一味地赞美和推崇所谓的“堂吉诃德精神”，那么第三帝国的纳粹或大日本帝国的神风敢死队，又何尝不是高扬“堂吉诃德精神”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呢？在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日本右派的心目中，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一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时代？
如果说，只有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战士，才算是“堂吉诃德精神”，那么，堂吉诃德本人是否具备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可就成了问题。
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都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盛世的人，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这样写道：
那时西班牙纯粹是君主专制和笃信旧教的国家， 在来邦德打败了土耳其人，插足到非洲去建立殖民地，镇压日尔曼的新教徒，还到法国去追击，到英国去攻打，制服崇拜偶像的美洲土著，要他们改宗；在西班牙本土赶走犹太人和摩尔人；用火刑与迫害的手段肃清国内宗教上的异派；滥用战舰与军队，挥霍从美洲掠取来的金银，虚掷最优秀的子弟的热血，攸关国家命脉的热血，消耗在穷兵黩武，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上面……那股热诚，那种不可一世的声威，那种举国若狂的热情，使西班牙臣民醉心与君主政体……为之而鞠躬尽瘁……在这样一个君主国家之内，最大的艺术家是赋有群众的才能，意识，情感而达到最高度的人。（丹纳《艺术哲学》，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瞧，这就是塞万提斯所处的那个英雄时代的真理与信仰。而塞万提斯就是基督教国家“最后十字军”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来邦德战役里的一名奋不顾身的战士。
那么，西班牙和欧洲中世纪的英雄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曾是各个封建王国的诸侯，15世纪时已经变成国王的将领，17世纪时又降为国王的侍臣。但由于他们的高祖的高祖是与国王同辈的、不分尊卑的伙伴，所以他们也属于特权阶级和贵族阶级，不仅为了利益而侍侯君主，还认为效忠君主是自己的荣誉。他们就是先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