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而在法国，后来在英国，德国以及北欧各国风靡一时的所谓“骑士”：
他们生性豪侠，自以为出身高人一等，所以行为也非高尚不可，对荣誉攸关的事，他们比谁都敏感，伤了一点面子就不惜性命相搏；路易十三一朝，死于决斗的贵族有四千之多。在他们眼中，出身高贵的人第一要不怕危险。那般漂亮人物，浮华公子，平日多么讲究缎带和假头发的人，会自告奋勇，跑到法兰德斯的泥淖里作战，在内尔文顿的枪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的站上十来小时；卢森堡元帅说一声要开仗，凡尔赛宫立刻为之一空，所有香喷喷的风流人物投军入伍像赴舞会一样踊跃。（《艺术哲学》P55）
这样的骑士固然有其坚定的理想和信仰，然而他们可能去“反抗一切敌视人类的力量”？同情贫苦百姓并为他们打抱不平？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个没落的绅士地主和迷恋骑士制度的没落骑士。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究竟是在美化没落的骑士制度，为衰败的英雄时代唱挽歌；还是在嘲讽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借题发挥地为“反抗一切敌视人类的力量”唱赞歌呢？


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大约永远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出于保皇和为贵族时代唱挽歌的目的去创作《人间喜剧》，却丝毫无损《人间喜剧》的伟大历史价值一样；无论塞万提斯的创作动机究竟是什么，同样不会影响《堂吉诃德》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但总也不能指鹿为马、随心所欲地拔高。
哪怕是伟大的屠格涅夫，也不成。

四

我说不成，自然是算不了数的。那就不妨去征求一下美洲玛雅人后裔的意见吧。
1519年，西班牙“英雄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科尔特斯率领400名西班牙“英雄”，怀着“基督教浸透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和对于黄金的贪婪（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第一编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凭着先进的武器和美洲人从未见过的马匹，利用玛雅人将他们当成玛雅神话传说中重返人间的天神的错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并毁灭了玛雅文明。“那些身经百战、铁石心肠的士兵……的主要消遣除了使偶像崇拜者皈依天主教外，便是获取战利品和沉湎在黑发杜尔西內娅女色之中”（〔美〕乔治·C·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P231～232，商务印书馆，1999年），顺便将美洲人从未得过的梅毒和天花也传给了玛雅人，还有他们从日尔曼族趸来的酗酒恶习。
这就是西班牙“英雄时代”的一个侧面或缩影。
当然，历史的功过是非是很难说清的。倘站在西班牙人的立场，那一个多世纪正是他们祖先最神气的时代，塞万提斯面对着自家祖先英雄精神的沦落和“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的‘野蛮’的世界”，情不自禁地唱唱挽歌，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咱们家的阿Q，不也念念不忘“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如今痛感风光不再的当代西方著名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怀着重建英雄时代的豪情，借着欧洲一体化的春风，面对他们家“受过教育的野蛮人”，重新抬出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来为他们传统的英雄精神招魂，同样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说到底，怀着某种历史沧桑感去唱唱挽歌，不但无可厚非，而且还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内涵。
更何况我们中国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向全世界宣布了“互不干涉内政”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然而，也不必亦步亦趋地跟着人家去唱挽歌或赞歌。
即或一定要唱，也该像咱们的张承志先生那样，去为咱们的回族、游牧民族或知青兄弟的“英雄精神”唱唱挽歌，以祭奠一下我们自家的“英雄时代”。不是吗？

五

即或是在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人们中，居然也存在“堂吉诃德精神”的真伪或高下的的问题。例如，杨先生就认为鲁迅先生是真正理解和具备“堂吉诃德精神”；而将鲁迅先生讥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和“堂鲁迅”的成仿吾，则“既误解了鲁迅，也误读了堂吉诃德”，言下之意，自然是说成仿吾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或至少也是比鲁迅先生浅薄多了。可是，纵观成仿吾先生的一生，他虽然不如鲁迅先生伟大，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然而，能说他不是一位“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吗？
难道具有同样精神的人，还要按其历史贡献的大小或历史地位的高低，分出真伪或排出高下？
那么，那位毫无自知之明、神志不清、糊里糊涂、到处惹是生非而又丝毫不作反省的堂吉诃德先生本人，又该排行第几呢？

六

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的民族或国家，在15世纪之前，大多经历过一个“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混在一处；城邦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厮杀不已”的英雄时代，上百年的战乱，形成了一种新的勇气勃勃，敢于冒险，宁死不屈，酷爱独立，蛮武顽强的时代风尚和民族性格。正是这样的时代精神，使他们争取到民族的独立，政治上的自由，由此又必然导致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解放，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繁荣期。用丹纳的话来说，就是：“有了上一代受苦和创业的活动家，才有下一代的诗人来从事写作，绘画，雕塑。前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后人把那个世界的毅力与愿望表现出来，比原来的规模更大。”（《艺术哲学》P217）但天主教会，封建贵族和城市商人统治下的物质繁荣，必然要发展成为穷凶极恶的奢侈，毫无节制的享乐，肆无忌惮的放荡和无可救药的腐败。然后，在一个新的历史和文化的阶段上，形成一个新的英雄时代……


我还不敢断言英雄精神——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奢侈腐败——英雄精神，就是一种历史规律，但至少可以肯定，英雄精神和英雄时代是可以或可能再生的。从我们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和哲学观来看，也就是老子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统一的欧洲，未尝不可能再圆他们的英雄时代梦；而我们倒是应该千万警惕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之后可能出现的奢侈腐败。
那么，我们的人文学者，与其热衷于跟着人家去圆梦，还真不如致力于如何避免自家重蹈覆辙。

七

杨先生还说：屠格涅夫说哈姆莱特“是个怀疑主义者”，“信奉利己主义”、“永远为自己忙碌”、“除了自己他不爱任何人”。并认为他的这一说法“虽是有感而发，对哈姆莱特未必公平，但也击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对此，我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符合事实吗？
远的不说，就说刚刚逝去的20世纪吧，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位是属于哈姆莱特型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空前伟大的“堂毛泽东”，尤其是建国之后，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带领着全党全民去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风车”作战，而且还要别出心裁地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砸个稀巴烂也在所不惜。能说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堂吉诃德？在他的感召下，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在“堂吉诃德精神”的支配下，扮演着大大小小的中国堂吉诃德，又有几个称得起是“怀疑主义者”？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利己主义”者。然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和阶层没有？唯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多吗？又怎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呢？不错，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尚清谈而少实践的祖传陋习，但更缺乏的却恰恰是哈姆莱特的“怀疑主义”精神。两千多年来，他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争相招募、奉为上宾的“国士”，一步步沦为社会地位比娼妓还要低一等的“九儒”，最后沦落为形同国贼的“臭老九”，无辜地被定为这样那样的“分子”，“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们却仍依然念念不忘“以天下为己任”，能说他们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反过来，他们又具备多少“哈姆莱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