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才能得以实现。
二
　　既然自由是社会主体拥有的实现社会共同善的能力，那么，它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格林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能够如他所喜欢的那般，随心所欲地像一个到处游荡的野蛮人一样行事。虽然他不是人的奴隶，没有主人，因此没有人可以禁止他，但我们并不认为他是自由的，因为野蛮人的自由不是力量，而是虚弱。虽然社会对他没有任何限制，但他却是自然的奴隶，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因而，最高贵的野蛮人拥有的实际力量也无法与守法国家的最卑微公民相比。他除了服从于社会的约束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强迫。因此，服从乃是通向真正自由的第一步，因为这一步导向人被赋予的才能的完全运用[4](p.371)。
　　在格林看来，个人是通过社会才获得自我实现和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的。早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或者因其有助于获得最大快乐的功用而获得合法性。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个人的所有物，用以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干预。格林认为，不存在先于社会的天赋权利，快乐也不是权利所服务的目的。权利是因为其所服务的目的而具有合理性的，这一目的就是社会的共同福利[5](sec.38)。权利始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个人的要求，产生于人的理性本性，想要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某些能力；另一方面，它是社会对这种要求的承认，是社会赋予个人实施这一要求的权力[5](sec.139)。当个人意识到为了他自己道德能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善，他必须拥有某项权利时，就向社会要求获得这项权利，而其他社会成员承认为了他和社会的善的实现，应该赋予他这一权利。某项权利被赋予个人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这样有助于社会共同福利的发展[5](sec.142)。一旦社会的良知认识到某一项权利实行的结果会导致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福利的损害，他们就可以要求对这一权利进行调整。因此，他永远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获得权利的，正是这一身份确保了他获得这些权利，个人的权利只能来自社会。不存在先于社会的天赋的或自然的权利，更没有反对社会的自然权利[5](sec.141)。说一项权利是自然的，是指它对于道德能力的实践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人就不成其为人 [5](sec.30)。总之，权利不是个人用来反对社会的武器，而是社会赋予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能力，个人的权利来源于社会。
　　格林认为，国家作为一种高级的政治社会，可以通过对权利体系的维护和协调，推进共同善。国家“对其成员而言是社会的社会，在其中他们对彼此的所有要求都被相互调整了”[5](sec.141)，它是“推动共同善的公共机构”[5](sec.124)，不再被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一个消极的“守夜人”，其目的和职能也不再仅限于保护私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它通过法律维护和协调道德能力解放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体系，因其所服务的目的成为一个道德的实体，为这一道德目标所驱使而生气盎然。虽然公民并不是从它那里取得其道德观的，但是他们却从它那里取得了作为实现道德的条件的种种权利，因而通过它公民才是有道德的。它在个人力求做“值得做的事情”时，拆除设置在他前面的障碍物。为了维持种种条件和拆除种种障碍，它积极干预凡属倾向于破坏有关条件或设置障碍的事情。它动用武力以击退破坏自由的力量，为了自决地走向共同的善而解放人类的能力的目的而积极行动。作为一系列公认的权利的维护者，国家及其法律理应受到尊重。因此，除非从国家利益出发，否则，不能有违反法律的权利[5](sec.142)。不能为了一项权利而冒险反抗法律，因为法律所维护的是基于同样理由的一整套权利体系。只有当这项权利为社会公认，同时又受到压制，并且反抗不会带来危险时，才是理性的。
　　格林主张，为了维护和协调权利体系，增进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福利，国家有权且有义务对那些给社会带来麻烦的个人自由进行干预。
　　国家可以对契约自由进行干涉。格林指出，“契约自由，以及各种按照人们自己意愿行事的诸种自由，只有在充当目的的手段时才是有价值的，这一目的就是我在积极意义上所主张的自由；换句话说，是所有人平等地为促进共同善而拥有的能力的解放。”[4](p.372)当饥饿的工人们迫于生存压力，签订不利于健康和安全的劳动合同，被剥夺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使促进社会共同善的能力受到损害时，国家有权通过法律加以禁止。又如，爱尔兰的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别无其他谋生手段，为了维持生存，容忍地主在签订土地契约时无理地提高地租，缩短租期。他们在同地主签订合同时，并不比饥饿的工人向提供工作的老板寻求好薪水的自由多。这时候契约自由徒有其名[4](p.382)。这样的契约，“注定使契约自由——这一社会的保障——的尊严散失”[4](p.382)。因此，格林主张对这些契约自由加以限制。他写道：“捍卫契约自由，毫无疑问是政府的主要工作。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反对契约变成对签约的一方不利，以免其非但不保障自由，反而变成虚伪的压迫的工具。”[4](p.382)
　　国家还可以对财产权的自由进行干预，以保证财富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他写道，“人不仅是财产的人。财产制度只有在作为工具，用以促进整个社会所有人才能的自由的行使时，才是合理的。当一个阶级被完全从自由中排除掉时，不可能存在财产权。”[4](p.372)他认为，当时英国不良的土地授与制度，使得土地一成不变地传给长子，掌握在那些个人和家庭负担过重的人手中，无法得到有效的改良，土地只能产出实际地力的一半；也彻底阻断了土地买卖，阻止了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的产生，而他们是社会秩序的主要依靠。这些都违反了公共利益，法律应该阻止这种妨碍土地分配和改进的安排[4](pp.378-9)。另外，对那些不把土地用于农业，而是为了玩乐把其变成树林的地主的权力也应该加以禁止[4](pp.379-80)。
　　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酒类买卖的自由也应该受到限制。格林把酗酒的习惯同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不足的表现，也是造成他们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限制甚至取消酒类买卖。他写道：“如果一种特定商品的买卖，允许其自由进行的通常结果是在更高层次上远离自由，损坏人们完善自身的共同力量，那么，无权要求这种权利。”[4](p.383)过度的饮酒意味着对他人的健康、钱财、能力的伤害。一个家长酗酒，通常意味着这个家庭所有成员的贫穷和堕落。街头的酒店的存在，则往往意味着这条街上大量的家长酗酒。这会对社会成员自由的改善造成损害[4](p.384)。因此，社会可以对酒类的买卖加以更进一步的限制[4](p.384)。“等待是非常危险的”[4](p.385)，因为酒类贸易中的既得利益会变得越来越强，受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
　　义务教育也是国家干预的范围。格林指出，在现代社会，个人如果没有掌握相当的技艺和知识，就如同失去肢体或者躯体受损一般，没有生活能力，不能自由地发展他的能力，教育“理所当然地处于政府的范围之内”[4](p.374)。
针对国家的干预干涉了那些受到帮助的公民的自立的指责，格林认为这混淆了中央集权和限制那些给社会带来麻烦的自由的立法[4](pp.374-5)。国家干预不需要干涉这些公民的自立，因为“它不过要求他们做他们本来要为自己做的事”[4](p.375)，法律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得力的朋友，怀着由衷的祝愿，帮助他们达成自己难以完成的事。他们从这些方面解脱出来的责任，会相应地在其它地方承担起来。格林提醒反对社会立法的人，“我们必须按照我们所遇见的人们的情况来对待他们”[4](p.375)，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的情况悲惨，如果不进行干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