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任何一次骚动几乎都伴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只不过时易世移，话语略有不同罢了。比如，20年代的一次争论是围绕着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个话题展开的，最初的导火线是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1882—1959)发表于1925年的一本叫做《宇宙种族》的小书。此书开宗明义，对“拉丁美洲种族”进行了豪气冲天的界定。他说：“拉丁美洲种族的显著特点是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决定了她的无比广阔的宇宙主义精神……”(7)。与此同时，他开始遍访拉美各国，游说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等为他的“宇宙主义”艺术摇旗呐喊。巴斯康塞洛斯的努力得到了壁画大师里韦拉、西盖罗斯、奥罗斯科为首的墨西哥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支持。该会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我们的艺术精神是最健康、最有希望的艺术精神，它植根于我们极其广泛的传统……”(奥罗斯科　69)。
　　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包含着一种模糊的“本土全球化”意念，这与源远流长的美洲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对巴斯康塞洛斯而言，拉丁美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可以划等号的。由于种族构成和对一切先进思潮的兼收并蓄，拉丁美洲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区域，她的艺术表现也最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巴斯康塞洛斯常常拿墨西哥壁画的成功来说明“宇宙种族”巨大的创作潜能。他认为某些土著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一味地纠缠历史、沉湎过去、不敢正视未来、不愿向世界敞开胸襟是极不可取的，是懦弱的表现。
　　与“宇宙种族”说相对，土著主义、本土主义或地域主义(注：本土主义或地域主义是对土著主义的一种发展。从文学艺术方面而言，它的表现对象已从单纯的印第安人形象拓展到拉丁美洲的混血儿世界，表现手法也远比土著主义丰富复杂。)作家更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如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等)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暴露社会不公、改变社会面貌。他们批评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是掩盖矛盾的神话，并不能真正解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民族特性。雷布埃尔塔斯坚信民族性即阶级性，当拉丁美洲尚处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关键时刻，当千百万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广大劳动人民尚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渊薮中苦苦挣扎之时，何谈“宇宙种族”?(注：参见雷布埃尔塔斯：“仙人掌”，《墨西哥人》，3(1938)：71。)在他们看来，拉丁美洲的民族性乃是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奴隶的呐喊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汗水。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的草鞋、黑人奴隶的裸背、工人农民的麻布斗蓬远比“哗众取宠”的壁画和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更具民族性，也更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与认同。
　　的确，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从大处着眼，有掩盖阶级矛盾、回避现实问题的倾向。而土著主义着眼于美洲印第安文化，把印第安文化当作“美洲文化”的重要基石。虽然带有一定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寻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著主义的崛起标志了拉丁美洲人民的觉醒。这在文学方面表现出了两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是古印第安文学的发掘整理；(注：《波波尔·乌》等古代印第安神话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发掘整理的。)二是土著主义小说的再度兴起。
　　早在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就曾流行过土著主义，那是针对欧洲现代文明悲剧而言的一种美化了的“原始”。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个别地区甚至更早)的土著主义文学却是反映剥去了伪装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的《瓦西蓬戈》(1934年)、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金蛇》(1935年)和《广漠的世界》(1941年)以及墨西哥女作家罗莎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的集大成之作《巴龙·伽南》(1957年)等等既是色彩暗淡、格调阴郁的印第安村社的风俗画，也是揭露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暴行的控诉状。
　　另一方面，三、四十年代风行的宇宙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仍受巴斯康塞洛斯的影响，但当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流行起来的时候，“宇宙”的含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宇宙主义”的积极倡导者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有句名言：“拉丁美洲是世界筵席的迟到者，但她必将成世界的晚到的筵席”(Reyes 33)。宇宙主义作为拉美先锋派文艺思潮的集成，开启了拉丁美洲文学多元化发展的闸门。他们立足于美洲文化的多元性而主张放眼世界，来者不拒地实行“拿来主义”。这并非有意轻视印第安文化，而是把侧重点放在了借鉴西方及外来文化之上。因为此时的拉丁美洲作家已经具备走向世界的自信与能力，而且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整合。
　　20世纪初叶无疑是西方文学发展的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时代，思潮更迭，流派消长，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先锋派思潮迅速消退。这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拉丁美洲作家的“赶潮”也随之冷却，他们开始审视和反省自己。于是，由巴斯康塞洛斯提出的“宇宙种族”思想迅速转换生成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整合精神。阿方索·雷耶斯作为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最完备的文人”和宇宙主义思想家，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尽管他自己没有创作出长篇巨制，但他的散文和诗作打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禁锢，明确提出了“艺术无疆界”和“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思想，是兼收并容、广阔无垠的“宇宙主义”精神的有力见证。
　　虽然西方文学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大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但不同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依然存在。和几乎所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他这个时代的本土主义者。只要将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放在一起比较，这一点就格外的显眼。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作为20世纪后半叶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要代表，对“全球化”的态度就极其悲观。小说既反映了热带小镇马孔多的兴衰，同时也是对整个拉丁美洲和人类文明历程的象征性表现。
　　在原始社会时期，随着氏族的解体，男子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占有了统治地位。部落或公社内部实行族外婚，禁止同一血缘亲族集团内部通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原始部落经常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总之，是为了寻找更适合于生存的自然环境。
　　《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就诞生于布恩蒂亚家族的一次迁徙。何·阿·布恩蒂亚和表妹乌苏拉打破了两族(其实是同族)不得通婚的约定俗成的禁忌，带着20来户人家迁移到荒无人烟的马孔多。何·阿·布恩蒂亚好像一个年轻的族长，经常告诉大家如何播种，如何教养子女，如何饲养家禽；他跟大伙儿一起劳动，为全村造福。他是村里最公正、最有权威和事业心的人。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马孔多创建后不久，神通广大、四海为家的吉卜赛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人类的“最新发明”，推动了马孔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何·阿·布恩蒂亚对吉卜赛人的金属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渐渐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人类历史上，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才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生产个体化和私有制，劳动产品由公有转变为私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扩展，使人剥削人成为可能，社会也便因之分裂为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自由民。手工业作坊和商品交换也应运而生。小说中写到，村庄很快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市镇，开设了手工业作坊，修建了永久性商道。此时，马孔多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布恩蒂亚家族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他们主要由参加马孔多初建的家庭组成；以阿拉伯人、吉卜赛人等新一代移民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