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喧嚣与死后的宁静在诗中形成尖锐的对比。然而，诗人是在歌颂死亡，是在表达对死亡的向往吗？否。在死亡带来的宁静后面，不难体会出诗人面对人世的“嫉妒和诽谤和憎恨和痛苦”的仰郁难平之气。诗人自己说过，不能把“自己往往受时空限制的是非观念，具体表现在不受时空限制的诗创作之中。”而诗何以不受时空限制呢？雪莱认为原因在于：“诗则依据人性中若干不变方式来创造情节，这些方式也存在于创造主的心中，因为创造主的心就是一切心灵的反映。”以雪莱的理论来理解他的诗当比较符合实际。生前喧嚣与死后寂灭的对比只是出于时空限制的一种是非观念，诗人并不仅仅想表达此意，而是着眼于“他只是从人生的噩梦中一朝觉醒”这一视域。生前斗争的无益、精神斧铖的砍杀、忧伤和恐惧的折磨等等都是从噩梦中觉醒后的意识，这是济慈的觉醒，同时更是雪莱的觉醒。面对济慈的死，雪莱已经将它内化为自己内心经历的一次死亡。“诗拯救了降临于人间的神性，以免它腐朽。”3 ）诗人如此说。他通过诗首先拯救的是自己身上的神性：活着也可以从噩梦中醒来，也可以超越死。

   三、
    西方文学表现出的相信上帝能从在死中将人赎出的观念基于基督教要“同基督同死同活”这样一个信条。因为“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新约·罗马书》6 ：8 ）基督信仰只有一次死，那是向罪的死；却有二次生，那是向死的生。对基督徒而言，死是由于自身的罪而丧失了本然的生命，生则是由于信仰基督死后复活而活在基督的爱中。第二次的生才是真正的赎。文学并不能把人从在死中真正赎出，同样也只能是在对基督的信仰中使人再生。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的死亡体验中的新生很具代表性：
    他以前害怕生命结束。他有两次极其痛苦地体验过死的恐惧，如今不再有这种感觉。……那朵永恒的、自由的、不受现实生活束缚的爱之花开放了，他不再怕死，也不再想到死。
    ……他在睡梦中还念念不忘近来一直萦回脑际的问题：生和死。但想得更多的是死。他觉得自己离死更近了。
    “爱？爱是什么？”他想：“爱阻止死。爱就是生。因为我爱，我才懂得一切，一切。因为我爱，世间才存在一切，一切。只有爱才能把一切联系起来。爱就是上帝，而死就是我这个爱的因子回到万物永恒的起源。”
    ……“是的，这就是死。我死了，我也就醒了。是的，死就是觉醒！”他的心灵豁然开朗了，那张至今遮蔽着世界的帷幕在他心灵前面揭开了。他觉得内心被束缚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身上那种奇妙的轻松感不再消失。
    俄罗斯的布宁说：“如果真有人有两双眼睛，第二双是从司死亡的天使那里得到的，而且是在摇篮里得到了，那么这个人就是托尔斯泰。司死亡的天使弄错了托尔斯泰的死期，却给他留下这样一双眼睛，使他后来总是首先从死亡的角度去重新估价他在长长的一生中看到的一切，而死亡是一切价值的最大的重新估价者（像自杀前的安娜，你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的安德烈公爵）。”4 ）在托尔斯泰的《童年》中就出现了死亡的主题，其后，在《三死》、《霍尔斯托梅尔》、《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他都一再地“从死亡的角度去重新估价”一切。当然，托尔斯泰的一生并不局限于基督宗教领域来探讨死亡，梅烈日柯夫斯基就说把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的话，托氏是个有泛神论色彩的异教徒。托尔斯泰对生死的认识过程吸收了东方的思想，如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战场受伤后仰视安静、肃穆、庄严和无限高远的天空所得到的解脱就极得东方神髓。但在安德烈的最后解脱之时，托尔斯泰把这些思想都融合到了对基督的信仰中。他说：“死亡是在此世，现在就将自己从世俗生命（即暂时生命）转入永恒生命，我（已经）体验到了。”5 ）安德烈的死中之生是托尔斯泰这一信仰的形象体现。
    安德烈形象标明了从世俗生命转入永恒生命的关键在于感受到了上帝的爱。在基督教看来，从死中得赎，皆因一个“爱”字。神学家蒂里希在《新存在》中满怀激情地说到：“正是爱，人的爱和神的家，才能战胜存在于民族之中的、世代人们之中的以及我们当代一切恐怖事物之中的死亡。……但死亡并未赋有战胜爱的力量。爱更强大。它从死亡造成的破坏中创造新的事物；它承受一切并战胜一切。在死亡的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在战争中，在迫害中，在失去家园饥寒交迫中，以及在肉体的死亡中，爱都在发挥作用。爱无所不在，它时时处处以最大最显著的方式，也以最渺小最隐秘的方式，从死亡中营救生命。它在营救我们的每个人人，因为爱比死亡更强大。”6 ）基督教两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和“爱人如己”。只有切身体会到这两条诫命对人的拯救的重要性并且在行动中不断践履它们，才会真正地战胜死亡。陀思妥耶夫思基《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生即是一见证。
    《罪与罚》中充满的是无辜者的不幸与死亡：索尼娅面对父亲失业、继母病魔缠身、弟妹不得温饱只得出卖肉体来养活家人；索尼亚的父亲在一次酒后被马车辗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为维持他的学业狠心地将女儿嫁给狠毒的律师卢仁。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身处这样一个无辜者不幸的时代以启蒙理性的原则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只能无辜爱罪；一类是超人，是倾于破坏还被称作是人类恩人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看到：“大家都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象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酒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带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  出于实践他的超人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这一由历史理性推出的杀人逻辑和行为带给他的却不是桂冠，而是无尽的精神折磨。他甚至觉得爱心都是一种累赘：“如果我孤身一人，谁也不爱我，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那该多好！”
    但是，基督教爱的登场使历史理性造成的死亡观念无所逃遁。同样是处于苦难处境、同样是孤苦无助的索尼亚，以自己承担无辜受苦的坚定情怀与拉斯可尔尼科夫共同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她有着历难者基督的类似特征。基督降临尘世、代世人受苦、被钉十字架，最后才从死中复活。索尼亚生于一小官吏之家，16岁就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以出卖肉体来挣养活家里几口的面包。她不曾得到过世人的爱，但她凭基督的爱活着，并以爱最终拯救了拉斯柯尔尼科夫。
    索尼亚爱的感化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是来得非常的艰难，但却是非常的美好。爱“像火花似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燃烧起来，突然像一场大火烧遍了他的全身。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的一切立刻软化了，他泪如雨下。他怎么站着，就怎么扑倒在地上……他跪在广场中心，趴在地上，怀着快乐和幸福吻了吻这片肮脏的土地。”拉斯柯尔尼科夫完全放弃了他的超人式的杀人理论，这是爱对他的救赎，同时也是基督教的爱对他的死亡观的胜利。

   四、
    以神的名义审视死亡并不等于可以以神的名义提前结束生。基督教除了对殉道者加以了歌颂外，对于厌倦生的主动赴死并不持赞成的态度。但是，在文学史上存在对于自杀的一种误解，即认为主动求死是回到上帝的身边。这种态度来于对耶稣受难和一些受难使徒的世俗化理解。《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叫司提反的圣徒殉道的故事，司提反与许多犹太教徒辩论，犹太教徒辩论不过便收买人诬告司提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于是他被抓到犹太教公会受审，司提反斥责了公会的种种罪行。最后被众人用石头砸死。但是，基督教认为，司提反的死是顺从上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