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想观念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思想史的研究才会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枝，欧美各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思想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培养。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欧美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以及“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在我国，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西方思想史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还有一批学者执着于思想史研究，不算解放前，1949年之后，我们就有三代学人在从事着思想史的研究。如较早的老一辈学者王养冲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第二代学者有何兆武先生等，第三代则为活跃于现在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在一代代的学术传承中，西方思想史研究这样的“星星之火”得以绵延多年而不绝；也正是在这样一批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思想史研究成果才不断面世。它表现在：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引进介绍了国外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得到了初步的考察。同时，通过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改变了过去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更新和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观念。

虽然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研究仅只是刚刚起步，仍然还存在着很多局限。它表现在：第一，历史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视不够，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科分枝中的重要独立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内容缺乏研究，如西方历史上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近代早期思想发展的自然法思想等，就连我们以前非常重视的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现在都没有人再进行学理式的研究。第二，由于历史学领域中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不能为学术界提供既多且好的“公共知识”，由此，带来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哲学甚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学术界常常把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混淆在一起，好象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的存在。事实上，目前政治哲学研究正由于其缺乏历史的内涵从而证明思想史研究大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不够，才使学界的一些学人犯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错误。这里试举两例：有位博士在文章中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英国革命的理论先导。殊不知，英国革命在前，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后，两者之间相差有百年之多，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先导。另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说，休谟仅仅是位哲学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作出多少贡献。这样说，完全是对休谟思想的不了解。第三，学术界仅只热衷于引进一些当代的思想家，这样做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我只想表达的是，学界对思想的演进缺乏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并且对各思想家之间的异同、联系和发展没有真正的研究，致使我们只看见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个体，而对整个总体没有把握。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但是我们缺乏对20世纪西方思想史作系统性研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出版。类似的现象不仅只是表现在现当代，其他时段也同样如此。如在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史上，我们也只是对一些思想家有了初步的介绍，至今国内还没有一本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系统的西方思想史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并且与我们这样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第四，由于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致使思想史研究没有很好地对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一些“元问题”。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学理性的探讨，由此愈发导致了思想史研究失去其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思想史缺乏了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第五，在目前这样一个思想溢出，任何一个没有严格思想史训练的人都可以大谈思想史的时代，而作为历史学分枝的思想史研究的失却，或者说在没有思想史研究成果参与的时候，其后果就是，整个学术界不仅错误百出，学理混乱，而且概念流行，并且有些概念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取得了其唯一的话语霸权地位，俨然就是绝对的真理，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混乱。如对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理解，目前占居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卢梭是个集权主义者，他的思想导致了雅各宾专政这样的“恐怖统治”。其实，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历来多有不同，有的人认为卢梭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的认为是共和主义者，也有人认为是集权主义者。同时，雅各宾专政的形成也异常复杂，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专政之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因此，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完全依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有不同的评价。这样，我们完全不能够将某一种观点放大到“绝对”的地步。

目前，当中国正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切地希望要了解西方的思想，了解他们观念的演变。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政治体制或者社会体制的话，我们首先就要问，一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那里，什么叫作现代国家，权利与权力有什么不同，支撑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毫无例外地都要追及到思想史，都要从近代思想观念中寻求答案。现在，不仅整个中国社会已有如此迫切的要求，作为单个个体的很多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也开始了学术的转向。很多人特别是一批年轻人，当他们在解决了“小康生活”之后，开始抛弃了那些实用性的学科，愈来愈喜欢思想史，渴望探寻思想观念层面的内容。因此，在我看来，思想史研究的复兴正在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与动力的催动下，我们应该充分思考与规划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我认为，需要关注这样几个方面。

时至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对象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现在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总之，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进行解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要提倡阅读基本的文献，并将文本的解读视为最为重要的基础。

注重文本本身是一方面，如何阅读文本则更为重要。作为思想史研究来说，它与其它学科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要有“历史”的视野，即要将文本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解读。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或者某种观念，这种研究被称为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 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下，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西方学者将这样的研究批评为，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是一种“理性重建”。而现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和在不同的语境下来研究文本，即重新回到历史，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考察那些思想观念的演进，进行“历史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文本，把握其主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