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三
劳伦斯·斯通将叙事史复兴的原因之一归究于人类学的影响，后者在70年代中逐渐取代了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科，也成为了历史学新的盟友和新文化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1980年，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说道，“通过变得更加的人类学化，历史学可以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历史化而更加人类学化”[15](p216)。此时，距离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一书出版已有七年。科恩的预言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当代西方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学科研究，而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里，文化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学最主要的一个盟友。如果说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影响主要还局限在法国，那么，在英美史学界，人类学是新文化史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推动力。早在1975年，被看作是最早开辟美国新文化史研究之路的纳塔莉·戴维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man)、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社会史家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H．Sewdl，Jr．)关于他自己如何将研究由社会转向文化的回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接纳。他写道：“当前文化概念的活跃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当我最初开始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社会史的时候。在当时，如果你想要学习文化，就必须求助于人类学家。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在关于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上却有着普遍的一致。我开始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作为更好地认识19世纪法国工人的一种方法。我希望，文化分析能够使我了解工人们行为的意义，这是我用当时所谓的‘新社会史’研究者的标准工具——计量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无法获得的。我经历了同文化人类学的邂逅，从一种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唯物论转向一种对过去和现在人类可能性范围的更广泛的评判。由于确信在生活中除了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无尽追逐之外还有更多，我认为文化人类学可以引导我们如何了解那‘更多’之处。”[16](P35—36)
在西方新一代历史学家中，最富影响的人类学家无疑就是吉尔茨。他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17](p5)吉尔茨把文化比喻成文本，“人类的文化就是文本的合奏”[17](p24)；而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所生活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某种引申意义的条件下同他们进行交流”[17](P452)，这也就是其所谓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它强调对文化进行解释(或阐释)而非社会的功能一结构分析。于是乎，符号、仪式、事件以及历史遗物、社会配置、信仰体系等“文本”，都可以放在符号学的结构之下进行审视，它们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一个文化的意义体系。
在吉尔茨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在历史研究中结合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于是，在20世纪肋年代前后，出现了许多专门讨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最早开辟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如爱德华·汤普森、纳塔莉·戴维斯等；但更多的是主动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这成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流。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Sen Damton)在他的代表作《大屠猫与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片断》中，就明确表示自己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18](p3)。在研究中，他们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比如，达恩顿的《大屠猫》从一群18世纪的印刷工人对猫进行屠杀这样一个事件，揭示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的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rm)的文化史名著《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作者把17世纪荷兰历史中的诸如尼德兰革命、八十年战争、“黄金时代”等宏大叙事仅仅作为历史的背景，转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关注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如人们对法律
和财富的态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孩子的教育、生活中的洁癖和琐碎等，发现其中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进而解释指出是这些文化因素渐渐成为了荷兰民族性的一部分。
人类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是深刻而彻底的，因此，伯克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一书中又把新文化史称作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历史学家们尝试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过去，将过去看作是异国他域，像人类学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三
劳伦斯·斯通将叙事史复兴的原因之一归究于人类学的影响，后者在70年代中逐渐取代了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科，也成为了历史学新的盟友和新文化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1980年，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说道，“通过变得更加的人类学化，历史学可以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历史化而更加人类学化”[15](p216)。此时，距离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一书出版已有七年。科恩的预言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当代西方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学科研究，而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里，文化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学最主要的一个盟友。如果说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影响主要还局限在法国，那么，在英美史学界，人类学是新文化史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推动力。早在1975年，被看作是最早开辟美国新文化史研究之路的纳塔莉·戴维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man)、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社会史家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H．Sewdl，Jr．)关于他自己如何将研究由社会转向文化的回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接纳。他写道：“当前文化概念的活跃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当我最初开始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社会史的时候。在当时，如果你想要学习文化，就必须求助于人类学家。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在关于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上却有着普遍的一致。我开始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作为更好地认识19世纪法国工人的一种方法。我希望，文化分析能够使我了解工人们行为的意义，这是我用当时所谓的‘新社会史’研究者的标准工具——计量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无法获得的。我经历了同文化人类学的邂逅，从一种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唯物论转向一种对过去和现在人类可能性范围的更广泛的评判。由于确信在生活中除了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无尽追逐之外还有更多，我认为文化人类学可以引导我们如何了解那‘更多’之处。”[16](P35—36)
在西方新一代历史学家中，最富影响的人类学家无疑就是吉尔茨。他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17](p5)吉尔茨把文化比喻成文本，“人类的文化就是文本的合奏”[17](p24)；而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所生活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某种引申意义的条件下同他们进行交流”[17](P452)，这也就是其所谓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它强调对文化进行解释(或阐释)而非社会的功能一结构分析。于是乎，符号、仪式、事件以及历史遗物、社会配置、信仰体系等“文本”，都可以放在符号学的结构之下进行审视，它们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一个文化的意义体系。
在吉尔茨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在历史研究中结合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于是，在20世纪肋年代前后，出现了许多专门讨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最早开辟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如爱德华·汤普森、纳塔莉·戴维斯等；但更多的是主动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这成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流。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Sen Damton)在他的代表作《大屠猫与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片断》中，就明确表示自己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18](p3)。在研究中，他们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比如，达恩顿的《大屠猫》从一群18世纪的印刷工人对猫进行屠杀这样一个事件，揭示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的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rm)的文化史名著《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作者把17世纪荷兰历史中的诸如尼德兰革命、八十年战争、“黄金时代”等宏大叙事仅仅作为历史的背景，转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关注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如人们对法律
和财富的态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孩子的教育、生活中的洁癖和琐碎等，发现其中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进而解释指出是这些文化因素渐渐成为了荷兰民族性的一部分。
人类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是深刻而彻底的，因此，伯克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一书中又把新文化史称作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历史学家们尝试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过去，将过去看作是异国他域，像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