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何判断“好人”“恶人”?(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代替事实,在并不存在逻辑联系的事物之间虚构逻辑联系,诸如浪漫主义者"只有在被视为美好的事物被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他才能坚持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之类轻率论断在文中并非个别。理论误区在于,作者的根本观点暗含着一个关于善恶判断之依据的前提,即:倾向于认可用目的为手段辩护、并根据某人声言的目的对其进行善恶判断。作者文中就提到怀抱"伟大目标"的"浪漫主义好人"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所谓"一切手段"其实就是"不择手段"。我当然不是说作者本人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问题是作者为了证明"好人为祸甚于恶人",便把如此行动着的政治人物判定为心地良善的浪漫主义者。在这里,那些人是不是浪漫主义者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凭那些为祸甚深的人所宣布要实现的目的就断言他们是"心地良善"的好人。然而目的并不能为手段辩护。在我看来,当目的确定后,目的对手段的选择起着制导作用,即:所选择目的的性质本身就规导着对手段的选择。可以说,手段的性质体现或者暴露目的的性质。其实无论政治领域或日常活动领域都不难发现,凡不能正大光明表达出来的目的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目的"作障眼物,而真实目的就在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背后。政治领域尤其如此。这就意味着:政治人物所宣称的目的有真伪之别。缺乏事实支持的口头宣言什么也证明不了,而包括所采取手段在内的可考察的经验事实才是鉴别真伪的依据。德国人对希特勒公开宣传的目标与实际追逐的目标之间的巨大反差是有深刻体验的。借用著名史学家梅尼克的比喻,这是摆满招徕顾客的诱人物品的橱窗与充斥着假冒伪劣品的货柜之间的反差。这种反差,我们领教得也不少。尽管政治领域内的云遮雾障使人们对于政治人物或党派追求的真实目的的认识不那么容易,但至少以下几方面有助于判断。选择手段上有无限制,有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是否言行一致(或者说公开声言的和实际奉行的是否一致);执掌政权前后是否保持原则的一致性,是否将过去动员民众的口号付诸实践......这些都是试金石。它们与浪不浪漫无关,而与诚实与否、正义与否有关。如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无论是根据《浪》文结论势必归入"浪漫主义好人"之列的希特勒,还是文章直接作为文化浪漫主义造成灾难的"生动标本"提出来的波尔布特,隐藏在他们的美妙言辞后面的真实目的和他们本人的真实面目都不难揭开。这二位之不择手段难分伯仲,两人都穷凶极恶地攻击一切人类准则,都专权、暴戾,都堪称大阴谋家,都视人命如草芥,都有可怕的报复心。说起视人命如草芥,一个用集中营、毒气室进行种族灭绝和清除异己的大屠杀,一个对受过教育的人进行有计划的诛灭;希特勒不声不响但无情地实施对一切动摇其权力的人的报复,波尔布特则以灭门暴行和灭门之后用卡车来回碾压尸体的灭绝人性手段对付所谓背叛他的人--其实这种一旦怀疑谁对自己至上地位有所不利便无情实施的报复,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最在乎的是权力地位。顺便提一下,《浪》文举出波尔布特时,说经由浪漫主义者的政治来改造的世界"往往产生他们所不曾意料到的巨大灾难与不幸"。认为波尔布特对由他一手制造的、正在进行中的屠杀和灭门罪行"不曾意料到",说得过去吗?至于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执掌政权前后是否具有基本的一致性,这已经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为证,用不着再论。这是两个把自己的强权欲望隐藏在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言辞中的伪善者。
如果说希特勒和波尔布特这两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生动标本"证明了不能依据某人公开
宣称的目的来判断其善恶,那么本文曾提到过的诗人拉马丁则是可以担当反驳《浪》文作者用以证明"好人为祸甚于恶人"的重要论据之一的"好人缺乏反省"的"生动标本"。据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所述,这位真正抱着纯洁动机投身政治、真正称得上浪漫主义好人的诗人对他过去视大革命时期的犯罪给人类带来吉祥的看法作了如下反省,他说:"为罪恶开脱,为残忍寻找虚妄托词的史学家,在无意识中为将来的狂热者效仿这些罪恶铺平了道路......这是我自己也曾经犯过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样献殷勤,我为自己感到耻辱。"可见,一个人是否是动机纯洁的浪漫主义好人与其有无反省精神没有关系。
写到这里,本文可以就此打住了。总之,在我看来,由于《浪》文十分令人遗憾的理论误区和方法论误区,它的基本论断也十分令人遗憾地变得可疑。
注释:
①应该看到,许多政治主张都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政治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并不固定在某些主张上。例如,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或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那些主张成年男子普选权的人在政治上是激进主义的,但是倘若这两个国家如今还有人把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目标,恐怕就要归入保守主义麾下了。同样,我国清末那些主张议会民主的人,可以说他们在政治上是激进的;然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变化的一百多年后,当政治权威由于其产生途径暧昧而使合法性问题变得突出,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又早已成为全社会公害,如何确立政治权威、如何管束权力的问题已然不可回避,此时还视议会民主之类主张为激进主义就大成问题了。
②必须指出,尽管浪漫主义者有摆脱一切束缚的精神倾向和行为倾向,但并非所有要摆脱一切束缚的人都是浪漫主义者,否则,那些蔑视人类价值的毫无顾忌的最彻底的罪犯就个个可以冠之以"浪漫主义者"称号了。这里还有一个重大区别:浪漫主义者看重个体价值、看重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充分表现,他们的"摆脱一切"(包括挑战现存价值)是与其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相联系的。而这正是反人类的罪犯所蔑视的
③《西方的智慧》309-3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
④要论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进攻,恐怕没有谁超得过希特勒,此外,对于作者作为"文化浪漫主义造成的灾难的最生动的标本"而列举的波尔布特,也可作如是观。
如果说希特勒和波尔布特这两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生动标本"证明了不能依据某人公开
宣称的目的来判断其善恶,那么本文曾提到过的诗人拉马丁则是可以担当反驳《浪》文作者用以证明"好人为祸甚于恶人"的重要论据之一的"好人缺乏反省"的"生动标本"。据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所述,这位真正抱着纯洁动机投身政治、真正称得上浪漫主义好人的诗人对他过去视大革命时期的犯罪给人类带来吉祥的看法作了如下反省,他说:"为罪恶开脱,为残忍寻找虚妄托词的史学家,在无意识中为将来的狂热者效仿这些罪恶铺平了道路......这是我自己也曾经犯过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样献殷勤,我为自己感到耻辱。"可见,一个人是否是动机纯洁的浪漫主义好人与其有无反省精神没有关系。
写到这里,本文可以就此打住了。总之,在我看来,由于《浪》文十分令人遗憾的理论误区和方法论误区,它的基本论断也十分令人遗憾地变得可疑。
注释:
①应该看到,许多政治主张都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政治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并不固定在某些主张上。例如,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或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那些主张成年男子普选权的人在政治上是激进主义的,但是倘若这两个国家如今还有人把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目标,恐怕就要归入保守主义麾下了。同样,我国清末那些主张议会民主的人,可以说他们在政治上是激进的;然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变化的一百多年后,当政治权威由于其产生途径暧昧而使合法性问题变得突出,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又早已成为全社会公害,如何确立政治权威、如何管束权力的问题已然不可回避,此时还视议会民主之类主张为激进主义就大成问题了。
②必须指出,尽管浪漫主义者有摆脱一切束缚的精神倾向和行为倾向,但并非所有要摆脱一切束缚的人都是浪漫主义者,否则,那些蔑视人类价值的毫无顾忌的最彻底的罪犯就个个可以冠之以"浪漫主义者"称号了。这里还有一个重大区别:浪漫主义者看重个体价值、看重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充分表现,他们的"摆脱一切"(包括挑战现存价值)是与其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相联系的。而这正是反人类的罪犯所蔑视的
③《西方的智慧》309-3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
④要论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进攻,恐怕没有谁超得过希特勒,此外,对于作者作为"文化浪漫主义造成的灾难的最生动的标本"而列举的波尔布特,也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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