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出于直觉，也许出于某种超常的洞察力，佛吉尼亚 ? 伍尔芙在解读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发表了一番不同凡响的见解。说不同凡响，是因为她在这部18世纪的小说里发现了一个长期被笛福小说研究者们所忽视的细节。这一细节乍看微不足道，而伍尔芙却在里面找到了某种启迪，使它一跃而成为导读整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一富于启迪性的细节是什么呢？它是伴随着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的那些平常的陶罐、瓦罐。普通的读者即便能够回忆起笛福小说中的诸多细节，也不过把这些瓶瓶罐罐看作是鲁滨逊在荒岛上制作的许多生存工具之一，而不会特别留意。伍尔芙则不同，她的解读给鲁滨逊的瓦罐赋予了谜一般的象征涵义:
笛福通过强调前景中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 (earthenware pot)，企图说服我们去观望那远方的岛屿和孤独的心灵。笛福对这只瓦罐的泥性和结实毫不怀疑，他叫大自然服从于他的设计，将宇宙万物绳之于人的意志，由此达到和谐。可当我们掩卷之时，是否有理由这样发问：为什么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所提供的视角，一边让我们感悟到宏伟高大的人头顶灿烂星空，屹立于崇山大洋之前，一边却让我们仍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感?
伍尔芙把鲁滨逊的瓦罐作为小说中的主要表征意象，提醒我们要注意人类与其所创造的物件之间的借喻关系 (metonymy)，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借喻形象的局限性。在她的解读中，笛福(不如说,鲁滨逊)对于瓦罐的泥性及真实性的执着，营造了一种拜物教的氛围，从而诱发了这一借喻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18世纪的美学蕴涵。此处的瓦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神(fetish)，但它绝对不是原始人的那种物神而是现代人的物神，因为伍尔芙认为它承载着现代人将大自然统治于自己的意志之下的象征。笛福让其主人公主宰宇宙万物的意图，给小说嵌入某种隐密的暴力因素，促使伍尔芙在上述引文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并不希求回答的问题。然而，伍尔芙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性的反问，因为它同时还为鲁滨逊作为陶罐的制造者与拥有者的身份蒙上了一层疑问。笔者认为，这一疑问可能源于陶罐本身的来历不明。
18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使用鲁滨逊作为经济学的原型，并由此出发，建立他们宏大的理论体系。自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头两卷在1719年初次面世以来，那个在荒岛上踽踽而行的鲁滨逊就不断地出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写作中，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鲁滨逊生产方式的所谓“原始”状态做出如下反讽：“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帐来。” 马克思又说：“作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出发点的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绝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过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
前面已经提到伍尔芙对鲁滨逊的瓦罐的解读，尽管伍尔芙没有细致地为我们分析小说中的美学虚构形式，但由于瓦罐在笛福的小说中应运而生，成为鲁滨逊“原始生活”写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马克思和伍尔芙，再进一步追问：鲁滨逊在荒岛上制造那些瓶瓶罐罐的“原始生活”究竟成就了怎样的一个美学虚构形式？本文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打算围绕鲁滨逊的瓦罐，以及鲁滨逊作为罐子的制造者和拥有者这一身份，展开对近代英国文学研究和科学史研究中的大前提和方法论的质疑，并在史料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从科幻小说到现实主义
我们知道，欧洲人开始直接参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始于15世纪，大宗的进出口产品包括丝绸、茶叶、布匹以及瓷器等等。弗兰克在他最近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写道：
欧洲人通过参与亚洲国家内部的‘短途贸易’要比他们从亚洲的进口贸易中获利要多得多，尽管后者使得他们能够在向非洲和美洲的再出口贸易中进一步获利。因此，欧洲人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内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从亚洲国家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他们最终还是靠美洲的白银才达到这一目的的。
欧洲人喜好的亚洲商品中有丝绸、茶叶、印花布、瓷器。中国瓷器，也叫真瓷(白瓷)，在世界贸易中流传甚广，成为其它地方的瓷器制造商极力效仿的产品。 时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瓷器成为欧洲贵族家庭中最为时髦的奢侈品。可以说，在笛福时代，是瓷器而不是伍尔芙眼里的瓦器，得以在全球的转喻交换网络中广泛地流通。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讨论的陶罐或瓦罐何以在《鲁滨逊漂流记》一书中应运而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笛福小说的出版时代正值早期现代世界贸易进入高峰，而后者与欧洲对他国的殖民扩张又紧密相关。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把他自己制作的器皿叫做earthen ware，没有叫 porcelain 或 china ware。但笛福写作这部小说的时代正是欧洲人追求中国青花瓷的鼎盛时期，而同一时期，笛福还发表过几篇文章抨击进口瓷器，他认为进口瓷器给英国经济和社会道德风貌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 如此，《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的陶瓷实验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显得具有双重意义了。笛福的评论文章显示，他对于白瓷和其他陶制器皿之间的技术差异及其象征意义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在威廉国王的治下，笛福本人曾经在大火后扩建伦敦的建筑工程中，试图生产砖块和一种荷兰式的仿宜兴瓷波形瓦片，以迎合伦敦在重建和扩建中对建筑材料的需求的增长。在1690年代，他还与别人合伙投资，成了一个砖瓦厂的业主。根据珀拉 ? 贝克沙埃德（Paula Backscheider）的研究，笛福在英国埃塞克斯的砖瓦厂是他的主要产业，每年可以使他净得600英镑的进帐，同时他也相信这项产业比起其它的项目来，将是他家庭经济的一个更可靠的保证。
威廉国王的统治时期正值中国瓷器风靡世界市场，成为正在上升的欧洲“中国热”的顶点，并在此后几十年一直统治着贵族们的品味。笛福对这一趋势不满，责怪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倡导了四种奢侈的嗜好，继而为国民效仿，成为举国的“异教偶像。”这四种嗜好分别是：园艺、绘画、东印度棉布和中国瓷器。笛福不无忧虑地说，皇家的品味业已普及为“平民百姓的品味，以致于伤害了我们的贸易，毁坏了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和穷人的利益；因此议会曾几度被迫制定两条法案遏制这种趋势，从而最终禁止使用这些产品。” 谈及进口瓷器，笛福写道：
用瓷器装饰室内我认为是王后首开先河，在国内渐成风气，继而发展到一种奇怪的地步：每一个橱柜、壁柜、和壁炉烟囱上面都摆满了瓷器，一直顶到天花板。在缺乏这类空间的地方，甚至专门设置摆放瓷器的架子。最终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乃至危及到家庭和产业。
撇开笛福对于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的反感不谈，他在生活和创作中对瓷器所形成的观念却值得我们思考。作为一个实业家，笛福曾投资砖瓦厂，与此同时，他又是外国进口瓷器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甚至在《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二卷中对瓷器大加讽刺。（笛福小说前两卷于1719年初版，第三卷在1720年问世。林纾和曾宗鞏两人合译的文言文《魯賓孫飄流記》包括头两卷，而后来流行的白话中文译本只译第一卷。）瓷器与其它陶制品之争的主题，无疑表达了笛福抵抗外国奢侈品侵入英国市场的保护主义立场。然而，经济领域的现象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它很容易就在隐喻的层面上实行灵活的符号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