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18世纪的瓦器和其它陶制品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瓷器，反之亦然。《鲁滨逊漂流记》中的earthen ware正是在隐喻的层面上与瓷器互文，从而使瓷器以“缺席”的身份存在于小说之中。
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18世纪物质文明之间的竞争，在笛福的写作中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嬗变，才使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成为一个纯粹的关于（白）人“在自然状态下独立生存”的故事。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把鲁滨逊在荒岛上进行的制陶实验称作是“殖民否认”（colonial disavowal）的修辞表征。下面的分析将展示这种“殖民否认”的修辞是如何在文体与语境等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笛福的小说叙事。若要理解这种修辞是如何在文本中发挥功能的，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地将常见的（鲁滨逊的冒险故事）寓言式的解读置换成另外一种解读，而应该去追问故事中瓷器的“缺席，”并试着解释这一“缺席”是如何规定了鲁滨逊的器物在小说中的转喻作用。瓷器在《鲁滨逊漂流记》第一卷中的“缺席”十分显著——这一外来物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笛福的书写边界，并与试图将其排斥在外的叙述者的权威力量进行较量。


尽管鲁滨逊瓦罐的实在和独特一经伍尔芙解读，似乎已被消解或变形成为其它事物的象征，但它在本文中仍有另一个复杂的层面有待考虑。18世纪的欧洲人，在极力控制进口物品中奢侈品的价值，生产赝品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的同时，对下述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科学兴趣：如何分辨真瓷、“软胎”瓷 (pate tendre) 和其它类型的陶瓷？如何将它们分门别类？ 炼金术士以及科学家们花费了多年的精力，试图发现和确定所谓“真瓷”(true porcelain)与较常见的欧式“软胎”瓷以及陶器之间的不同“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对真瓷的基本构成， 继而对中国高岭土和瓷石进行研究。对高岭土和瓷石及其欧洲变种的探索使得陶和瓷之间产生了有趣的质的区分，即真瓷与软胎陶瓷的区别，如fa?ence和delft。换言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来自中国的真瓷与普通陶器和欧洲本土的软胎瓷品之间出现了“本质性”的区别，它赋予对象在价值和品质上的差异，而这一类差异对于当时的商人、科学家、收藏者和制造者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鲁滨逊漂流记》的瓦罐情节能够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呢？它是否可以导向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新阐释呢？彼得 ? 休姆（Peter Hulme） 在其《殖民遭遇》一书里，有一章写到“鲁滨逊与星期五”，并由此对伊安 ? 瓦特 (Ian Watt) 1957年出版的《小说的兴起》以来，关于笛福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两派批评提出了挑战。其中一派即是由瓦特本人代表的“经济个人主义”和形式现实主义的学说；另一派则是将笛福的小说作为“清教寓言”的所谓的“精神自传”读解。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鲁滨逊漂流记》作为英国文学史第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说法到底能不能成立？休姆对瓦特著作的论点是这样概括的:其一，《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了不起的具有现代现实主义特征的“个人主义”小说；其二，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瓦特所谓“形式现实主义”的一般规范；再者，小说通过鲁滨逊的冒险行为展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动力趋向，它从来都不仅仅是满足于维持现状，而是不断地改变现状。” 但是休姆认为，笛福小说流水账般的叙述和无所谓形式的故事情节，并不能满足瓦特所要求的形式现实主义和内在的统一之规则（此乃资产阶级美学之试金石），这样一来，瓦特的理论基础就不攻自破了。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为了捍卫《鲁滨逊漂流记》的形式和叙事上的统一，另一些评论家则开始将小说与清教徒的日记类比，用所谓“清教寓言”的方式来解读它。 根据这种解读，《鲁滨逊漂流记》中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模式，此模式使得叙事人在对每时每刻平凡经验的记录过程中去理解神的旨意，他的日常生活由此获得意义。这种精神模式，而不是瓦特所谓的形式现实主义，才给予笛福的小说叙事以真正的意义。然而，后一种解读策略及其对于叙事统一原则的追求遇到了另一连串的解读问题。用休姆的话说，“《鲁滨逊漂流记》的精神读解根本上没法摆脱这部非宗教小说的世俗气，人们对它的阐释得不到作者[权威]的声音之引导，因为小说是打着主人公亲自写作的旗号出版的。正如瓦特所说，鲁滨逊声称‘自己撰写’本身就是在强调个人经验（尽管是虚构的）的重要性，其反叛性与笛卡尔当年的‘我思故我在’如出一辙。” 简言之，休姆认为，《鲁滨逊漂流记》的“现实主义”读解和“精神叙事”读解之争替我们勾勒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笛福：一方面是瓦特的“现代”笛福——如笛福/理查逊 （Samuel Richardson）/菲尔丁 (Henry Fielding)；另一面则是17世纪的笛福——如弥尔顿/班扬 (John Bunyan)/笛福。
休姆于是另辟蹊径，主张将《鲁滨逊漂流记》作为一本关于“加勒比海域”的书或殖民叙事来读。他认为笛福小说中出现的新主体“不仅是个人意识，同时也是民族意识；两者都是从‘加勒比海域’这个作坊锻造出来的。当然，此处的‘加勒比海域’对于英国来说既是寓言式的又是历史的，其中的社会关系既是个体的又是国际的。” 詹姆斯? 乔伊斯也曾有力地发表过类似的论点。休姆引述了他的观点：“英国征服世界的真正象征寓于鲁滨逊 ? 克鲁索，整个盎格鲁--萨克逊精神也寓于克鲁索：男子气的独立与下意识的冷酷；坚韧不拔；沉稳而有效率的心智；性欲的冷漠；务实而平衡的宗教精神；以及精明的缄默。” 休姆通过对个体的和国际的社会性关联的强调，将早期批评中形式主义者主张的“现实主义”读解和精神读解的基点，转移到了殖民主体性的研究上来。他对于鲁滨逊和星期五之间的殖民交往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休姆利用这一个案说明，“《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在19世纪帝国霸权性语境下变成了一个少年的冒险经历，这无疑凸现了否认殖民活动的托辞——一个人在荒岛上踽踽而行，建构了一个朴实而道德化的经济实体，从而成为一个慈善宗主执掌的王道乐土的基础。”


休姆的见解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笛福的小说乃至整个英国文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他的观点中关于“现实主义”的新历史主义分析路径仍然不能解释，殖民主义是如何落实并把握它自身的“现实性”或真实性的。《鲁滨逊漂流记》后来变成19世纪帝国主义语境中的少年历险记这一点，的确构成“殖民否认”的托辞，但是这一托辞的“现实性”却亟待进一步审视。比如，在《爱弥尔》一书中，卢梭把笛福小说视为“儿童故事”，从此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对《鲁滨逊漂流记》采取教育指南式的标准读解的历史。在此书的第三卷中，卢梭就是这样写的：
鲁滨逊在荒岛上，没有同胞的帮助，也无法继续从事各种艺术活动，但是他寻到了食物，保存了生命，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享受。这一点足以使各种年龄的人们感兴趣；对于儿童来说更是魅力无穷。我们完全可以将原本是文学描述的荒岛转换为现实。
卢梭所谓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原本是文学描述的荒岛转换为现实”是什么意思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透视笛福小说的内部和外部的“真实” 状况。问题在卢梭对爱弥尔的下述观察中被复杂化了：爱弥尔对于鲁滨逊的模拟像是在构建“少年时代的空中楼阁。此时的少年除了食物与自由以外尚不知其它什么幸福。” 卢梭语言中“现实”与“空中楼阁”之间的转换十分有趣，这里的大前提好像是儿童的想像力毫无羁绊，他们本来就无法把二者区别开来。但问题是，《爱弥尔》是一部哲学论著，它的真正读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不但有足够的思辨能力去区分现实领域和“空中楼阁”，而且有可能对《爱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