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目录学史：发展历程与基本文献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内容提要】本文在简要介绍西方目录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之后，从对重要学者的研究、目录学协会的发展和传记性著作这三个角度，综述了西方目录学史研究的文献发展情况，是对西方目录学史研究文献发展的一个简要总结。
【摘 要 题】社科信息事业史
【关 键 词】目录学/西方目录学/文献综述
【正 文】
1西方目录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
1.1西方目录学的定义
在英语中，目录学被称为bibliographical(bibliographic)studies或者study of bibliography。1797年《大英百科全书》第三版收录了目录学这个词条，从此目录学作为一个术语，进入了西方学科体系。[1]在西方，目录学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对于印刷材料(printed material)系统性的描述”。“当描述一本书的物理特征，研究某一本书的版本流变，或者钻研一份报纸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从事目录学的研究。”[2]
西方目录学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支：[3]
(1)列举目录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是指对文献，或者各类型文本的列举，产生目录、书目以及类似的检索工具。
(2)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主要研究书的制作过程，尤其是其物质材料的物理特征，即纸张、类型、构成、装帧、装订、手稿说明以及作者的标记，还包括写字间(scriptorium)和印刷作坊的工作活动。分析目录学的目的之一就是理解书的物质生产过程怎样作用于文本(text)（此处“文本”指的是以纸张为载体的具体内容，以下同。）的特性和状态。
(3)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是指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描述图书，包括对书的版式、构造进行规范的描述。这对于手稿和早期的印本书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一类书的任何一本，都可能是该书所记载的内容的单独的一种版本。可以看出，描述目录学既是分析目录学的产物，也对分析目录学有所贡献，尤其是从标准化这个角度。
(4)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是指对文本的现存状态进行考订，尤其是通过考订文本现存的版本，分析分别由哪些责任者（作者、编者、排印者、印刷者）对某一个版本负责。版本目录学是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1.2西方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目录学发展到今天，形成这四个主要的分支，主要是与其目录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的。西方书目的历史可以从古希腊的书目一直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尼尼微(Nineveh)的Sennacherib图书馆的泥版书目，而且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喜剧诗人就已在其著述中首先使用了书目(Bibliography)一词。[4]
随着古代罗马帝国的没落，古希腊罗马文明被中断，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古代大型图书馆被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的、规模极小的修道院图书馆所代替，整个中世纪目录是记录登记修道院图书馆藏书财产——称为财产目录，著录不规范，分类粗糙。比如，穆斯林八世纪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的目录，每本书只列出书名和著者。回教大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是按类编制的，同一类书常常按书籍到馆顺序排列。因此这种目录近似于按类编排的财产登记簿。[5]
而西方现代书目的发展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尤其是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以后才开始的。西方目录学家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书目始于早期的印刷商张贴在其店铺门口用于招徕顾客的广告目录(List)，而最早的印刷书籍广告目录可能是印刷商Heinrich Eggestein、Johann Mentelin或Pecer Schoeffer在1460年代所发行的广告目录。虽然这种目录在当时仅仅只有一页，且是单面印刷，书目记录能达到二三十条，但是，它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的现代书目从一开始便是纯粹的商业产物，也就是说，其使命乃是为了推销产品和招徕顾客（或者是为读者服务）。后来，一地的印刷行会为了确保印刷商对其所出书籍的垄断，要求各印刷商向行会登记其出版物，再由行会统一公布，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登记书目。在书目的出版上，由于书目著录的对象不是一地的藏书，而是层出不穷的出版物，所以，印刷商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广告其出版物。于是，早在1560年代西方就已经出现了现行书目——定期出版的书目。
德国是最早在西方推行印刷术的，因此书业最为发达，书目事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自16世纪中叶起，德国印刷商和书商为了拓展书籍贸易市场，便开始利用宗教节日的机会在德国乃至欧洲各大都会兴办定期的大型出版物交易会（如春季的复活节书市、秋季的米迦勒节书市等），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两地的这种书市最为著名。为了书市的需要，官方和私人都出版了专门的书目，这种书目就是在世界目录学史上闻名遐迩的Messkataloge（权可译作“书市目录”）。因为Messkataloge能较全面地定期揭示德国的出版物，所以它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现行国家书籍总目(the complete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国家书目的发展。
从上述西方书目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在19世纪以前，西方的书目基本上都是列举式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主要是将关于各种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为一个有逻辑的和有用的编辑物，是工具性的书目，其使命在于纲纪群籍，提供完整的书目信息。正如Neal Harlow所言“书目的最高目的乃是通过不断的积累，为全世界提供各国文献的完整书目记录”。
然而，从19世纪开始，由于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日盛，整理英美文学遗产之风气开始兴盛，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一批学者开始把文学著作作为“物质实体”(physical evidence)来研究，通过揭示文献的物质形式特征，如纸的特征、版式的特征、铅字的特征等等，来精密、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这后来就形成了西方目录学的其他重要分支：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
2关于西方目录学史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西方国家，目录学研究主要是指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统一成为“实体目录学”(Physical bibliography)。虽然目录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目录学的研究在西方却是从20世纪初开始才成为一门学科。列举目录学，虽然不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一部分西方目录学家对此也作了一部分研究工作。比如乔治·施耐德(Georg Schneider)的《目录学的理论与发展史》（Theory and History of Bibliography，由Ralph R.Shaw翻译，1934），德尔多·倍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的《系统性目录学的发端》（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第三版，法语，1950），阿尔钦·泰勒(Archer Taylor)的一些作品，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导读》(Renaissance Guides to Books,1945)、《书目之书目的历史》(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1955)、《书目：种类和使用》（Bock Catalogues:Their Varieties and Uses,1957，由William P.Barlow,Jr.修订，1986）、《1548年以来的综合性主题目录》(General Subject-Indexes since 1548,1966)，还有西尔斯·捷恩(Sears Jayne)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馆目录》(Library Catalogue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1956)以及鲁道夫·布鲁恩(Rudolf Blum)的《Bibliographia:Eine wort-und begriff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和克鲁美尔(D.W.Krummel)的《书目：目的与方法》(Bibliographies:Their Aims and Methods,1984)。另外还有伯纳德·布莱斯洛尔(Bernard H.Breslauer)与罗兰德·福尔特(Roland Folter)合著的《目录学：历史与发展》(Bibliography: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这些作品大致给出了列举目录学的产生背景、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于目录学的这一分支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对于列举目录学的研究情况，本文不再细述，而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来介绍西方学术界对“实体目录学”的研究情况。
实体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籍的物理特征，致力于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书是如何制作的，并评价书的物理信息（如版本、源流、演变等）对书的版本和分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实体目录学所包含的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是20世纪学术发展史的重要部分。
1945年，伦敦的目录学协会(Bibliographical Society)在纪念其成立5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卷文集《目录学协会研究成果回顾，1892-1942》(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892-1942:Studies in Retrospect)，共有10篇文章，由福兰西斯(F.C.Francis)编辑完成。伦敦目录学协会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目录学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本文集是目前为止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目录学发展最好的综述。其中，福兰西斯写了一篇关于协会发民历史的回顾文章，格雷格(W.W.Greg)写了一篇关于目录学的学科历年和近期发展的重要综述，其余的都是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欧洲1500年以前的古版本研究，对1641年之前的英语书籍的“简短标题目录”(Short Title Catalogue)的研究，莎士比亚研究，18、19世纪的目录学发展研究，外国目录学研究，以及早期书籍装订发展研究和美国目录学发展研究等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目录学领域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这本文集不仅是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目录学发展的回顾，同时也试图通过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发展，表达了这些作者对自己一直关注并投入的事业的观点。这些学者的个人努力，对于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福兰西斯在文集的序言里提到著名学者波洛德(A.W.Pollard)时，说，“是他的天才为我们的协会融入了一种个性化的元素，一种开拓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我希望它永远与协会同在”。这种“开拓的精神”在当时的目录学研究者中，可以说是一种共识。比如，另一位著名学者迈凯洛(R.B.McKerrow)在他的著作《写给文学专业学生的目录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1927)中指出了开创目录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科是令人激动和兴奋的。这些目录学领域的先驱者们的努力和精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这本文集中，有一篇尤为重要的文章，是威尔逊(F.P.Wilson)的《莎士比亚于“新目录学”》(Shakespeare and the New Bibliography)。它可以说是这本文集的核心，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伦敦目录学协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目录学家，比如格雷格、迈凯洛和波洛德，都致力于研究书籍的物理特征对版本问题的影响，而且主要集中研究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威尔逊的这篇文章，在1970年又单独出版，由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作序，她在序言中说“在本书中，作者进行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该书是莎士比亚作品版本研究领域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不仅如此，威尔逊的这篇文章，也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析目录学在研究版本问题方面的应用。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目录学的任何分支做过系统的探讨。此后，1979年，西方目录学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托马斯·坦瑟雷(Thomas Tanselle)，在Osler图书馆50周年庆典上发表了一个讲话，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包括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等分支领域，从而进一步使目录学的研究系统化。[6]
2.1对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与这个学科的杰出人物分不开。因此，对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的研究，也反映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方面，保罗·尼德汉姆(Paul Needham)、福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和大卫·凡德米伦(David L.Vander Meulen)的三篇文章颇具代表性。
尼德汉姆在1986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伯拉萧方法》(The Bradshaw Method)，介绍了亨利·伯拉萧(Henry Bradshaw)在分析和记录书籍结构方面的贡献，重申了伯拉萧作为现代分析目录学之父的重要地位。尼德汉姆的这个演讲，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大家已知的信息，他通过阅读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笔记，对其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重新定义了伯拉萧的思想与其后继者的关系。尼德汉姆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叙述伯拉萧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其作为感性的人的一面。尼德汉姆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此外，尼德汉姆对于古书的目录学分析这个领域的掌握，也使他能够评价伯拉萧的研究工作及其在后来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伯拉萧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在他那个年代十分重要，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应该受到重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为它们是如何研究书籍的前提。
另一篇文章是鲍尔斯的《迈凯洛在重建莎士比亚版本研究中的编辑原则》(McKerrow's Editorial Principles for Shakespeare Reconsidered.Shakespeare Quarterly,1955,(6):309-324)。虽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自传性质的，但是它分析了迈凯洛的研究动机和其思想形成的学术环境。鲍尔斯认为，迈凯洛在他的《牛津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绪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1939)一书中，倾向于限制编辑的判断在目录学中的作用，是对于19世纪编辑滥用特权和多佛·威尔逊(J.Dover Wilson)滥用“新目录学”的现象的一种反抗。鲍尔斯的这篇文章指出了迈凯洛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关于正确的编辑程序和编辑与分析目录学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基本观点。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鲍尔斯对于编辑问题所给予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篇文章是凡德米伦Vander Meulen的《鲍尔斯原则的历史与展望》(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Bowers's Principles.PBSA,1985,(79):197-219)，追溯了鲍尔斯的《目录性描述的原则》(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1949)这本书的发展历程，并预计了其在未来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对于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做了细致的考察。而且，凡德米伦本身在描述目录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经验，这使他不仅能够分析学者和评论家的观点，而且对于描述目录学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他认为鲍尔斯的这本著作具有历史意义，其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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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社科信息事业史
【关 键 词】目录学/西方目录学/文献综述
【正 文】
1西方目录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
1.1西方目录学的定义
在英语中，目录学被称为bibliographical(bibliographic)studies或者study of bibliography。1797年《大英百科全书》第三版收录了目录学这个词条，从此目录学作为一个术语，进入了西方学科体系。[1]在西方，目录学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对于印刷材料(printed material)系统性的描述”。“当描述一本书的物理特征，研究某一本书的版本流变，或者钻研一份报纸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从事目录学的研究。”[2]
西方目录学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支：[3]
(1)列举目录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是指对文献，或者各类型文本的列举，产生目录、书目以及类似的检索工具。
(2)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主要研究书的制作过程，尤其是其物质材料的物理特征，即纸张、类型、构成、装帧、装订、手稿说明以及作者的标记，还包括写字间(scriptorium)和印刷作坊的工作活动。分析目录学的目的之一就是理解书的物质生产过程怎样作用于文本(text)（此处“文本”指的是以纸张为载体的具体内容，以下同。）的特性和状态。
(3)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是指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描述图书，包括对书的版式、构造进行规范的描述。这对于手稿和早期的印本书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一类书的任何一本，都可能是该书所记载的内容的单独的一种版本。可以看出，描述目录学既是分析目录学的产物，也对分析目录学有所贡献，尤其是从标准化这个角度。
(4)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是指对文本的现存状态进行考订，尤其是通过考订文本现存的版本，分析分别由哪些责任者（作者、编者、排印者、印刷者）对某一个版本负责。版本目录学是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1.2西方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目录学发展到今天，形成这四个主要的分支，主要是与其目录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的。西方书目的历史可以从古希腊的书目一直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尼尼微(Nineveh)的Sennacherib图书馆的泥版书目，而且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喜剧诗人就已在其著述中首先使用了书目(Bibliography)一词。[4]
随着古代罗马帝国的没落，古希腊罗马文明被中断，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古代大型图书馆被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的、规模极小的修道院图书馆所代替，整个中世纪目录是记录登记修道院图书馆藏书财产——称为财产目录，著录不规范，分类粗糙。比如，穆斯林八世纪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的目录，每本书只列出书名和著者。回教大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是按类编制的，同一类书常常按书籍到馆顺序排列。因此这种目录近似于按类编排的财产登记簿。[5]
而西方现代书目的发展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尤其是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以后才开始的。西方目录学家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书目始于早期的印刷商张贴在其店铺门口用于招徕顾客的广告目录(List)，而最早的印刷书籍广告目录可能是印刷商Heinrich Eggestein、Johann Mentelin或Pecer Schoeffer在1460年代所发行的广告目录。虽然这种目录在当时仅仅只有一页，且是单面印刷，书目记录能达到二三十条，但是，它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的现代书目从一开始便是纯粹的商业产物，也就是说，其使命乃是为了推销产品和招徕顾客（或者是为读者服务）。后来，一地的印刷行会为了确保印刷商对其所出书籍的垄断，要求各印刷商向行会登记其出版物，再由行会统一公布，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登记书目。在书目的出版上，由于书目著录的对象不是一地的藏书，而是层出不穷的出版物，所以，印刷商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广告其出版物。于是，早在1560年代西方就已经出现了现行书目——定期出版的书目。
德国是最早在西方推行印刷术的，因此书业最为发达，书目事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自16世纪中叶起，德国印刷商和书商为了拓展书籍贸易市场，便开始利用宗教节日的机会在德国乃至欧洲各大都会兴办定期的大型出版物交易会（如春季的复活节书市、秋季的米迦勒节书市等），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两地的这种书市最为著名。为了书市的需要，官方和私人都出版了专门的书目，这种书目就是在世界目录学史上闻名遐迩的Messkataloge（权可译作“书市目录”）。因为Messkataloge能较全面地定期揭示德国的出版物，所以它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现行国家书籍总目(the complete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国家书目的发展。
从上述西方书目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在19世纪以前，西方的书目基本上都是列举式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主要是将关于各种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为一个有逻辑的和有用的编辑物，是工具性的书目，其使命在于纲纪群籍，提供完整的书目信息。正如Neal Harlow所言“书目的最高目的乃是通过不断的积累，为全世界提供各国文献的完整书目记录”。
然而，从19世纪开始，由于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日盛，整理英美文学遗产之风气开始兴盛，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一批学者开始把文学著作作为“物质实体”(physical evidence)来研究，通过揭示文献的物质形式特征，如纸的特征、版式的特征、铅字的特征等等，来精密、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这后来就形成了西方目录学的其他重要分支：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
2关于西方目录学史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西方国家，目录学研究主要是指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统一成为“实体目录学”(Physical bibliography)。虽然目录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目录学的研究在西方却是从20世纪初开始才成为一门学科。列举目录学，虽然不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一部分西方目录学家对此也作了一部分研究工作。比如乔治·施耐德(Georg Schneider)的《目录学的理论与发展史》（Theory and History of Bibliography，由Ralph R.Shaw翻译，1934），德尔多·倍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的《系统性目录学的发端》（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第三版，法语，1950），阿尔钦·泰勒(Archer Taylor)的一些作品，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导读》(Renaissance Guides to Books,1945)、《书目之书目的历史》(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1955)、《书目：种类和使用》（Bock Catalogues:Their Varieties and Uses,1957，由William P.Barlow,Jr.修订，1986）、《1548年以来的综合性主题目录》(General Subject-Indexes since 1548,1966)，还有西尔斯·捷恩(Sears Jayne)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馆目录》(Library Catalogue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1956)以及鲁道夫·布鲁恩(Rudolf Blum)的《Bibliographia:Eine wort-und begriff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和克鲁美尔(D.W.Krummel)的《书目：目的与方法》(Bibliographies:Their Aims and Methods,1984)。另外还有伯纳德·布莱斯洛尔(Bernard H.Breslauer)与罗兰德·福尔特(Roland Folter)合著的《目录学：历史与发展》(Bibliography: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这些作品大致给出了列举目录学的产生背景、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于目录学的这一分支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对于列举目录学的研究情况，本文不再细述，而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来介绍西方学术界对“实体目录学”的研究情况。
实体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籍的物理特征，致力于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书是如何制作的，并评价书的物理信息（如版本、源流、演变等）对书的版本和分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实体目录学所包含的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是20世纪学术发展史的重要部分。
1945年，伦敦的目录学协会(Bibliographical Society)在纪念其成立5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卷文集《目录学协会研究成果回顾，1892-1942》(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892-1942:Studies in Retrospect)，共有10篇文章，由福兰西斯(F.C.Francis)编辑完成。伦敦目录学协会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目录学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本文集是目前为止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目录学发展最好的综述。其中，福兰西斯写了一篇关于协会发民历史的回顾文章，格雷格(W.W.Greg)写了一篇关于目录学的学科历年和近期发展的重要综述，其余的都是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欧洲1500年以前的古版本研究，对1641年之前的英语书籍的“简短标题目录”(Short Title Catalogue)的研究，莎士比亚研究，18、19世纪的目录学发展研究，外国目录学研究，以及早期书籍装订发展研究和美国目录学发展研究等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目录学领域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这本文集不仅是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目录学发展的回顾，同时也试图通过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发展，表达了这些作者对自己一直关注并投入的事业的观点。这些学者的个人努力，对于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福兰西斯在文集的序言里提到著名学者波洛德(A.W.Pollard)时，说，“是他的天才为我们的协会融入了一种个性化的元素，一种开拓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我希望它永远与协会同在”。这种“开拓的精神”在当时的目录学研究者中，可以说是一种共识。比如，另一位著名学者迈凯洛(R.B.McKerrow)在他的著作《写给文学专业学生的目录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1927)中指出了开创目录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科是令人激动和兴奋的。这些目录学领域的先驱者们的努力和精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这本文集中，有一篇尤为重要的文章，是威尔逊(F.P.Wilson)的《莎士比亚于“新目录学”》(Shakespeare and the New Bibliography)。它可以说是这本文集的核心，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伦敦目录学协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目录学家，比如格雷格、迈凯洛和波洛德，都致力于研究书籍的物理特征对版本问题的影响，而且主要集中研究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威尔逊的这篇文章，在1970年又单独出版，由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作序，她在序言中说“在本书中，作者进行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该书是莎士比亚作品版本研究领域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不仅如此，威尔逊的这篇文章，也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析目录学在研究版本问题方面的应用。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目录学的任何分支做过系统的探讨。此后，1979年，西方目录学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托马斯·坦瑟雷(Thomas Tanselle)，在Osler图书馆50周年庆典上发表了一个讲话，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包括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等分支领域，从而进一步使目录学的研究系统化。[6]
2.1对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与这个学科的杰出人物分不开。因此，对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的研究，也反映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方面，保罗·尼德汉姆(Paul Needham)、福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和大卫·凡德米伦(David L.Vander Meulen)的三篇文章颇具代表性。
尼德汉姆在1986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伯拉萧方法》(The Bradshaw Method)，介绍了亨利·伯拉萧(Henry Bradshaw)在分析和记录书籍结构方面的贡献，重申了伯拉萧作为现代分析目录学之父的重要地位。尼德汉姆的这个演讲，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大家已知的信息，他通过阅读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笔记，对其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重新定义了伯拉萧的思想与其后继者的关系。尼德汉姆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叙述伯拉萧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其作为感性的人的一面。尼德汉姆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此外，尼德汉姆对于古书的目录学分析这个领域的掌握，也使他能够评价伯拉萧的研究工作及其在后来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伯拉萧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在他那个年代十分重要，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应该受到重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为它们是如何研究书籍的前提。
另一篇文章是鲍尔斯的《迈凯洛在重建莎士比亚版本研究中的编辑原则》(McKerrow's Editorial Principles for Shakespeare Reconsidered.Shakespeare Quarterly,1955,(6):309-324)。虽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自传性质的，但是它分析了迈凯洛的研究动机和其思想形成的学术环境。鲍尔斯认为，迈凯洛在他的《牛津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绪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1939)一书中，倾向于限制编辑的判断在目录学中的作用，是对于19世纪编辑滥用特权和多佛·威尔逊(J.Dover Wilson)滥用“新目录学”的现象的一种反抗。鲍尔斯的这篇文章指出了迈凯洛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关于正确的编辑程序和编辑与分析目录学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基本观点。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鲍尔斯对于编辑问题所给予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篇文章是凡德米伦Vander Meulen的《鲍尔斯原则的历史与展望》(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Bowers's Principles.PBSA,1985,(79):197-219)，追溯了鲍尔斯的《目录性描述的原则》(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1949)这本书的发展历程，并预计了其在未来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对于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做了细致的考察。而且，凡德米伦本身在描述目录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经验，这使他不仅能够分析学者和评论家的观点，而且对于描述目录学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他认为鲍尔斯的这本著作具有历史意义，其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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