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利条件和准备等方面。回首以往历史，现代化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但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带来的人之疏离、社会关系的异化、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又毁掉了过去历史中曾有过的和谐、宁静和平安。然而，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化的消极否定、反对乃至绝望，基督教终极观倡导有破有立，为现代化提供了积极意义上的重构、创价和规范化之可能性，并将现代化视为正在发展、和不断走向完善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一终极观乃以整体永恒来对比局部时限，从而得以调整人们的历史认识和作为。
当中国人在捕捉现代化的机构、对之极为推崇并全力追求之际，基督教终极观以对历史的独有见解而为其提供了借鉴意义，从而使人们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得以早做准备来迎接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隐患和矛盾，使中国现代化发展走得更为稳妥、更加理想。

五、基督教普世观对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定位意义
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交通、信息之发达，已使地球逐渐“变小”。“地球村”之称也正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常用的话语。在世界开放和现代发展的形势下，人们对文化重建和文明比较，均颇为关注，而“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这两种说法亦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中，中国人对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如何估量或评价，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人们热衷于“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拯救人类”、“21世纪是东方文明世纪”等说，强调其内涵式发展。至于不相信其复兴和重振的人们则主张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寻价值源头、重构价值本体”，提倡其外延式发展。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华人乃至关注或研究中国文化命运的人们中，都可找到其知音。其对立倾向和冲突正由潜在而走向公开，给未来发展蒙上了某种阴影。面对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一些中国人开始在基督教的普世观中得到启发，觅见其为文化定位的重要意义。
20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普世运动，强调基督真理的普世性和其价值体系，可与各种文化有机共存的普遍性，这与现代发展的“全球观念”或“世纪意识”不谋而合。目前，政治意义上的“英特纳雄耐尔”（国际化：International）等口号正悄然地被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al）口号或“世界共存”理论所取代。这乃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世界总体论或全球大视野。它淡化了以往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冲突，却并未解决文化层面的矛盾。人们对“全球化”有“西化”、“东化”、“美国化”或“中国化”等诠释，但是都没有离开以局部代替或领导整体的传统认识模式。而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强调的上帝拯救之普遍存在，则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在现代世界的多元发展中，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谈不上哪一个民族或其文化能真正领导世界潮流。因此，普世观所揭示的人世存在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以及人们寻找、体悟真理之相似、相通和协调一致，乃为各种文化的定位提供了标准和基调。
普世性全球意识即指各种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有其独立性和开放性，民族文化一方面不能自暴自弃、失去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唯我独尊、绝对排外。按此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定位是作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有机构成，既要继承、弘扬其自身之传统文化，又要面向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中国文化的重建不应是自我封闭，而必须与世界各种文化沟通、交流，达到互补共融。这就是说，文化的普世性亦决定其走向要与世界发展接轨，共构人类文明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化只有达到与世界文化会通、作为其有机构成与各种文化交融、契合，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显示其特色和贡献。


总之，基督教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话语，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挥与其入华传教史本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其普世之爱的事工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医疗、福利、扶贫等事业中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给无情竞争的社会带来了爱心，给弱者抚慰和鼓励，给陷入隔膜的人们创造了一种重新理解与沟通的气氛。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影响面还很有限，却已为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适应打开了局面，为二者精神层面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必要前提，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氛围中，基督教所引起的不一定是传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认信，而可能是中国人对之在思想文化深层次上的体认和领悟。这里，文化重建之理性思考的需求，要大于个人得救之灵性牧养的渴慕。尤其在中国文化知识阶层，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教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信徒在增加不作乐观的预测，但对这种价值、精神文化层面上基督教为中国社会革新、文化重建可能提供的各种创意，以及对中国人在其现代社会发展中理解、诠释基督教的各种新尝试，则有某种预感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