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欧洲、美国和’我们’未来可能的共同认同框架

　　5月31日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的《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想必又要在中国激起新一轮的什么知识分子的立场站定之类的秀。但不管怎么秀，这事与哈、德左不左、与欧洲知识精英是否为欧洲新帝国效犬马之劳或为原教旨左派出了什么气都是没有关系的了。哈可算是个左派，但真是你要的那种’左’吗？你一会儿会嫌他太左，一会又发现他不左了（如科索沃时的他），我们并不知道你到底要把哈贝马斯怎么样，但求求你千万再别闹出上次哈贝马斯来北京拿他当玩具要将他抢在自己口袋里之类的事来了，有空还是把他的著作先去读读清楚。否则，你责怪或支持他科索沃时说该打，伊拉克时说不该打，你玩他时不小心就把他当成搞外交、国政、军事研究的专家和这样冲出国家的规范的境域。在这样一个后民族的交往情境里，需要在业已存在的利益交织中出现一种对集体资格的觉悟……集体认同是作出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共享一个共同的政治生活的公民之间也都是他者，每一个人仍有权继续成为他者。欧洲的联合，是这每一个个人更坚实地成为他者的一个更大共同体的初步尝试，会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抵触，是很需鼓励的第一步。〖哈贝马斯，《什么是人民？》，见《后民族集聚》M.Pesky英译，Polity,2001年，18－9页〗。
　　在这样的更大的共同体试验地里，人们不大讲国民性，讲得更多的是民族认同/身份。只有当我们发现自己怎么那么地与别人、与别的民族相同时，才会最真切地去体认自己的民族性或国民性。一个民族里的个人只有在普世的或世界主义的情境里，只有带着世界主义情怀，才能真正体认自己的民族性，才能健康地分享自己的国民性。因为，’人对自己与他人、一个民族对自己与其他民族的的区别性经验，和他们对自己在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眼光里的形象这一点的经验，其实是互不可分的。〖同上，269页〗
　　生物上、语言上固有的结群共处的特性和至今为止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生活形式将决定我们必然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生活结构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的本性的－－是的，又在用"本性"这样不大好的词了，但埃利亚斯认为，只有用过程社会学眼光过滤的人类本性，才会具有普世性。〖同上，258页〗


　　在最近的将来，寻找与别的民族的共同认同框架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国民性应如何发展得能适合于市场制度所要求的现代民主制度和法制结构。说我们的国民性在此时此刻还"落后"，只是指我们还没有充分具备民主法制社会所要求的社会各成员所具有的那种发自民族本性的那种社会习性与个性结构，需慢慢发展到那一水平。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不是瓶子和水的关系，等到社会成员的社会习性和个性结构正朝某一方向改变，社会的发展目标可能又变了。所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改变国民性，再来改变民族的发展命运这种五四以来的救国良策，说得好听一点是理想主义，实际看来，是执拗的、残忍的，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性改造运动一样地暴烈与惨酷。鲁迅、郭沫若由想医治民族身体向"医治"和"疗救"民族精神，这种对"国民性"的作为民族自救和进步的障碍的不顾一切的归咎，与毛泽东他们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不顾一切代价，强制推行一套能改造国民性甚至人性的制度，两者的背后是同一逻辑驱力。
　　这种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治疗方案，曾使执行者具有了神一样的豁免力，神一样的眼光，神一样的无辜。几代思想者都以"国民性"为借口，为自己该为几个时代以来的民族苦难、制度困境和精神沉落所负的责任开脱。我们现在有必要强调国民性之历史性、发展性，强调思想者、领袖人物对于自己社会的国民性的认识也是历史、发展的。哈、德不是象我们想象那样的hyperpolitical，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也决不能达到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的政治上的清白与崇高与远智。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仍残留着上面说到已造成悲惨后果的改造国民性之可怕逻辑。
　　哪怕是要改变国民性，动力仍在于现有的国民性中的某些因素。在国民性里包含着民族记忆，它象个人记忆一样，对民族性、国民性之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反复提醒自己：知识分子不一定有替我们改造国民性的资格！
　　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我们中国人对家庭的感情倾注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感情倾注。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移和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使我们－我－平衡仿偏向自我一边’。〖同上，272页〗所谓的"国民性"改造，可能是一个民族大规模地为适应现代化而作出的个人社会习性和性格结构的改变，国民性此时表现为一种改变时的留连，一种惯性--我们实际上应同情这种改变前的犹豫：在民族国家里，国家和政府声称担负起了个人的基本谋生单位的职责，看上去虽然那么牢靠和持久，不可或缺，但实际上并没有也无法替代家庭的作用。国民性是我们对更高一级的认同单位还产信任，而只好依赖于低一级的认同时的心态，是被迫的。国家或全球共同体还不可靠，但国家化和全球化却又是必然趋势时，个人有时就会折衷于中国社会中的帮会、意大利式的黑手党这种的中间体。黑手党和帮会此时有比国家更高的维持生存的价值（埃利亚斯有时真是激进到’颓废’，话说得象个嬉皮士，但照样深刻！）。〖同上，285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恒常性变小，互换性加大，一种特别形成的社会习性随之产生－－它要求单个个人在关系的构成和把握上具备更大的审慎，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规范，在关系的形成和管理中减少自我冲动。’〖同上，289页〗一个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环境中长大成人，该会首选属于自己时代的那个更看重自我的自我图像，而他们的前辈的那种前国家形态中特有的偏重’我们’的自我图像，会让他们觉得不合常理。在"新新人类"和老一辈之间，国民性的改变之间的裂痕有时就会大到崩决的地步。我们迈出民族国家，走向世界主义政治时也有一样的悲壮！
　　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民族到东亚到欧洲到美国到全人类的这一个认同链，是全球化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脱不出的一个认同连环，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住自己的全球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