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现代性”追问的现代化取向反思
“现代性”一词出现在19世纪。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2O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很有“现代意识”,很有“现代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距离自身现实很远。现代性应该不只是落在追求形式、语言、手段、样式的新,更不意味着抛弃传统。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向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更是提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现代性的意蕴中,价值判断已经不是一种内在于人的需求,关键在于当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的形成,即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以及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审视,其中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这当然需要民族文化反思的主体或先进人士自身现代性意蕴的明晰即现代性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作为接续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作为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确立方式的生成。
张颐武先生引用HalFosterd:话说“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始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工程,它包括在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全面的理性化建设”。“现代性所追求和展现的,原本就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性预期和无限敞开的价值想象”。
引用袁祖社先生的观点来看现代性观念内在意蕴那就是,“现代性观念被视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生存之根,它所表达的,是现代人对一种新质的生存与生活‘共同体’的创制与拥有的渴望。因此,有关‘现代性’观念的各种主张,均可视之为围绕新的“社会工程学”规划实践,现代思想主体自主选择的观念冒险方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全部领域和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
现代性的意蕴的生成既是一个时问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总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一种标准化的图景;他们总是在问离这个图景还有多远,而不是反思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例如在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一些学者的研究把现代与近代几个阶段相割裂,把“五四”、新中国建立和“文革”都作为历史断裂的标志,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为代价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其实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实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大的错误、弯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体看来,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这也就是说,否定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有一种扬弃精神,即如何在批判和否定自身的过程中肯定自身历史的更大意义的正当性。
在现代性意蕴的生成中我们来考量现代化的基点其实也就是反思文明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总的说来,我们不是要否定现代化的取向,而是要追问文明的衡量是以什么为取向的问题,也就是指向了现代化的取向中应该明确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如果从人们的偏好中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然把现代性的意蕴当做找寻文化冲突(现代与古代之争)的结论或者说找寻哪种类型的文化(东方与西方之争),这本身会带来一个本身无意义的文化争论的怪圈。我们必须结合自身的过程和整个文化的交融的过程来思考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文化选择的标准是价值选择,同时,真正有意义的文明的生成是基于包含足够丰富的文化类型的文明的建构,而且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这样,“任何文明成就都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创造性的提出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实实在在地扩大了人类的精神领地”。
按照马丁·阿尔布劳的理解,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机巧理性的帮助下,以探求财富开始的活动发展成了对于社会秩序原理的探求。理性被从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应用于社会。就第一方面而言,它变成了现代国家技术,其表现形式有军队、行政管理、教育和稍晚一些的福利国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它被用于拟订一些原理和观念,这些原理和观念可被用于理解任何民族的人际关系,即可以像被用于掌管民族成员之间或甚至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一样被用于掌管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交往。由此发生出来的普世主义,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把西方的方式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法的合法化”。
结语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和推进,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与关注,“已由早期的泛文化、泛价值层面等外在性审视和批判,逻辑地进到了现代性的内核——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运用自己的集体性智慧,建构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另类现代性——实际上是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因为,中国从北宋开始现代性要素已经注入自身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明代中叶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文化探索自身现代性的发端。而“19世纪末叶之前,不止是一个帝国,也是一个文明体,具有一独立的文明秩序,但这个文明体在西方冲击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来,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现代化运动,就目的而言,无非在建构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