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知识体系才能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种种话语系统就只能被边缘化。反过来说，一种文化知识系统获得合法性也就意味着他的持有者或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成了被需要的一群，从而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权利。这恰恰就是士人阶层最终选择儒学的深层原因。
换一个角度看，士人阶层原本是旧的社会秩序瓦解的产物，所以他们与生俱来历史使命就是要使无序的社会复归于有序。诸子百家都是应运而生的社会医生，其共同目标是为生病的社会治疗。他们根本的区别只是药方不同而已。士人阶层面临的难题是：他们只有药方，却没有任何医疗设备。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拯救社会就必须与现实的统治者合作。换句话说，士人阶层要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双重认可。士人阶层的存在意义不在于他们占有着知识话语权，而在于他们占有的知识刚好可以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使双方都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代言人。这些都只有儒家才能做到。这就是说，只有儒家之学可以使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社会阶层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其他学说则只能导致这个阶层的消亡——这就是士人阶层最终不得不选择儒学的根本原因。
从第二点，即儒学创始人孔子个人的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孔子本人原是一位破落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祖上（弗父何）是宋国的宗室，因为放弃做国君的机会而被国人奉为圣人。孔子本人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都是以大夫的身份周游列国、交接诸侯的。这种古老的贵族家世，就使得孔子对于传统的、繁文缛节而又堂皇高贵的贵族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认同与崇拜。对于制度化的社会等级体系与固定的身份性有着顽固的向往。由于西周的典章制度乃集古代政治文化之大成，极为繁复细密，所以最得孔子推崇，他发誓穷自己毕生之力以恢复光大之。但是，孔子并没有实际上的贵族身份，相反，他是出身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之中，少年时“贫且贱”。为了生计尝不得不从事低贱的职业。后来在鲁国他只是因为博学多闻才受到贵族们的尊重的。这种贫贱的生活经历又使他能够从贫民百姓的角度看待政治事务，能够体会到被统治者的切身感受，故而常常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向着统治者言说。这种交织在孔子身上在观念层面上对传统贵族文化的认同与经验层面上的被统治者体验使他在全盘接受西周文化的同时也为之注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一定程度的平民意识与人道精神。他的“仁”的学说中就包含了这种伟大的平民意识与人道精神，这也正是平民百姓可以接受儒家文化的主要原因。
从第三点，即孔子所接受的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其本身就具有某种“中间人”的特质。我们知道，孔子心向往之的古代文化典籍主要是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诗》、《书》、《礼》、《乐》。这些典籍都是在周公“制礼作乐”时开始形成的，所以其基本价值取向与功能是在周公那里就确定了的。那么周公赋予了它们怎样的价值与功能呢？我们看看《周书》和《诗经》中那些可以确定为周初的篇什就不难发现，这些文化文本不管是歌颂先人功德的，还是当政者自我砥砺的，抑或告戒被统治者服从周人统治的，其中无不包含着一个主题：为周人的统治寻求合法性并使天下诸侯和百姓相信，吸收了殷人失败教训的周人的统治肯定会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也就是说，周初统治集团的“制礼作乐”既是建设国家制度的伟大工程，也是确立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由于殷商灭亡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周初的统治者对于“天命”产生怀疑，而对于被统治者的巨大作用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在建构意识形态之时，对于适当照顾被统治者的利益以及统治者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均有明确的意识。这样一来，这种意识形态就带上了鲜明的“调和”色彩——这正是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这种意识形态将周人统治者描述成为全天下利益的代表者，对于延续两周八百年的世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继承了周人的这些浓缩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文本，自然而然也就继承了其“中间人”的文化角色。
    至少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这种意识形态的“中间人”角色是扮演得极为成功的，以至于它千百年间是那样深入人心，几乎从来没有人从根本上对它
提出过质疑。可以说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牢牢地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之权，这种意识形态就像一张巨大无比的网，将君主贵族与平民百姓都笼罩于其中了。
 
注释：




[i]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6-487页
[ii]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页。
[iii] 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文化在近代经由资产阶级的主动吸收渐渐转换成普遍的文化习俗。中国古代虽然有士人阶层的“中介”，但是由于士人阶层本身也一直在强化自己与平民百姓的身份性差异，故而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方面进行了由上而下的“教化”，但在礼仪和生活方式方面，他们却始终与平民保持鲜明的界限。
[iv]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202页
[v]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322页、324页
[vi]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vii]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11页。
[viii]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