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族先民的两次东南迁徒

1、藏族先民的第一次东南之行

众所周知，汉人知道有吐蕃（藏族）是在隋唐之时，代表性的观点为“吐蕃本西羌属”，将藏人归于羌系统千三百年。而羌又来自何处呢？据《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性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苗为古族名，《战国策·魏策》载，三苗之地在彭蠡（鄱阳湖）、洞庭（洞庭湖）以及文山与衡山之间，传说在舜时迁到三危。三危有二说，一指甘肃敦煌一带，一指南方群山。以此推论，有人认为三苗为苗族、瑶族的祖先。既然西羌出自三苗，以姜姓为别，那么为“西羌属”的藏人也与三苗有染了，舜是为传说的尧舜禹三王的舜王时代，约公元前23世纪左右。

汉籍中对羌的记载很早，是与黄帝族并行的。《太平御览》说：

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虫乔 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年，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②

炎帝所出的姜姓，从事农耕很早。《易·系辞下》云，炎帝“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修务训·尝水草》说，炎帝“乃始教民，播五谷”。看来，以炎帝为代表的这支羌人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即以此时间推算，大约在公元前25世纪左右。

现在称华夏民族灰炎黄子孙，盖由此而来。炎、黄二族经过斗争，也经过融合，“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③蚩尤，《路史》说，“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④尤其到了夏、商、周诸朝，其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怀疑黄帝也有姜人血统自在情理之中。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认为：我以为有一点重要，也通常为史家所忽视，这就是黄帝和炎帝都是自西方迁来。假如说现在的汉族和藏族在人种上有何联系的话，较晚的分裂有可能是同自原始人类自喜马拉雅的东南迁徙过程中，这一时间大约在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

古气象研究以为，晚更新世晚期发生的末次冰期（绒布寺冰期）中，喜马拉雅山对印度洋气流的屏障作用已接近现代状态，“喜马拉雅山（除东段外）已十分干燥，所以当时冰川的长度仅为现代冰川的0.3～1倍左右。在高原内部更是如此，冰川规模更为短小。关于这次冰期的温度降低值，崔之久等曾利用冰缘地貌作过推算，指出高原北部为3℃，唐古拉山南麓的高原内部降低值为5.5℃～6.5℃，并出现过类似北极的气候环境。高原南部当时冻土下限达4,200米左右的高处，较现代冻土低约800米。高原现代冻土南界的安多，年平均温度为－3℃；而藏南河谷中海拔4200米高处的年平均温度为2℃～3℃，因此，末次冰期中这里的温度降低值达5℃～6℃。”①这一时期可能是西藏高原的古人类东南迁徙的第一时期。相比较而言，整个气候东南比西北为好。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有可能就是这部分古人类躲避出现过的北极气候，逐暖而行的产物。毫不疑问，有些地区的古人类有可能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灭绝了。

显然，无数的材料可以证明，华夏民族的兴起，来源还有别的渠道，在此从略。至少可以说，在晚更新世晚期的冰期中，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古藏人”东南迁徙，并且进入现在的川、滇、甘、青，甚至更远一点的湖南、贵州境内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一支后来被称为“羌”的“古藏人”进入上述地区，进行了若干世纪的畜牧生产后，开始农业耕作。

2、藏族先民的第二次东南之行

进入全新世，西藏高原经历了末次严寒气候之后，逐渐转暖，植物得到发展（这一时间大约距今10,000年～7,500年②）；至全新世中期，气候温暖湿润，青藏高原草木较盛。“从曼冬错、措勤、拿日雍错等剖面的孢粉组合看，木本植物花粉成分显着增加，最高可达花粉总数的50%左右，其中主要有松属、桦属等，温带阔叶树成分（栎属等）和喜暖成分（铁杉等）增加，蔷薇、杜鹃等灌木种属较多；草本植物花粉仍占主要地位，而且种属也较丰富，如蒿属、莎草科、菊科、禾本科等中生、湿生草本。这个时期虽然气温较前温暖，但气温的绝对值不高，因而，高原上的低湿地有大量草本繁殖，有利于植物残体的积累，泥炭沼泽发育。根据已有泥炭经碳-14年代测定的数据知，西藏地区泥炭大都属于这个时期，如拿日雍错湖相层中的两层草炭分别为距今6,380±100年和距今3,625±100年，昂仁昂拉露草炭层距今4,525±120年，邦达错（雅西尔错）北岸泥炭距今7,670±250年，多庆错西岸泥炭距今3,930±250年。羊八井弄朵和当雄当乌马曲连续的厚层泥炭沉积结束的时间，据顶部泥炭的碳-14年代测定分别为距今3,050±120年和3,575±80年，因而这两个地方中全新世都为泥炭堆积③。青藏高原的这种适宜的气候，给藏族先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一些新石器的遗址，大约就是这一时期的藏族先民所为，这或许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则，公元六七世纪突然崛起西藏高原的吐蕃民族就无法解释。从卡若、墨脱、林芝、曲贡村、乃东等遗址看，这一时期的藏人已从事农牧生产，并营渔猎，仍以藏南为主，再次向他们往日的乐园广袤的藏北地区推进，一直到中全新世晚期，后期藏人所说的阿里三围，卫藏四茹，均有藏人居住。生活于今日的朵康六岗①地区的藏族先民也可能与所谓“羌人”的一些部落杂处。

古气候的研究表明周朝（约公元前13世纪）早期仍有一段寒冷期这一寒冷期尽管为时不长，但对居住高原的藏族先民又是一次大威胁，有可能造成藏人祖先的第二次东南之行。这一迁徙反映在汉族史书中，便是《后汉书·西羌传》中的无弋爰剑：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入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 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

从以上引文可知：（1）秦人刚抓住爰剑时，不知他是何民族，这一点说究起来存有疑窦。黄帝所处的年代不可靠，若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估计数字，约生活于公元前2，700年左右。如此计算，黄帝至秦厉公约2，200年。汉族史书多说与羌族交往、通婚、混血共同创造华夏文明，至厉公凡2，000多年，如何竟不知后世论定为羌的爰剑为羌属呢？可说咄咄怪事，究其根本，可有两种解释，其一为汉史所称羌历来是个笼统的概念，泛指休养生息于西北及部分西南地区的民族，因而一旦出现一些稍疏远的民族，则难定义。其二为他们发现的无弋爰剑可能就是第二次东南行中被秦人俘获成为奴隶的藏人，因为“羌人谓奴为无弋，”这与现代藏语音意均同。倘将这两种解释比较，后者的可能性较大。（2）所谓“被发覆面”，是羌藏民族共同的习俗，劓女可能是一女系氏族酋长（如同苏毗、东女国之女王），因爰剑火焚不死，识为神，才拥戴他为酋豪。从此后“世世为豪”的情况分析，河、湟间的这一女系氏族或父系部落。（3）爰剑教“射猎为事”的河、湟羌人以“田畜”，又可有二解，一为爰剑以前所在部落从事农业，懂得耕作。若爰剑真为藏人，在距今2，400多年前懂得农作是显而易见的。二为他在当奴隶时学会了种植庄稼。后汉书中的这段记载在用词上是有分寸的，说“河、湟间少五谷”并不是说没五谷，爰剑是教他们更好地耕作，而不是开始让他们耕作。（4）汉籍记载的真正的羌人的始祖仿佛是爰剑，而不是炎帝和蚩尤。“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去了何方？成了藏族？彝族、纳西族、普米族？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从这段文字看，自爰剑起并以其为中心河、湟诸羌等曾建立过部落联盟。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

……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中，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为何羌族大兴盛，为何出现那么多种类？以“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解释显然是不通的。丹珠昂奔认为这种种类的出现恰恰是藏人第二次东南迁徙的结果，而这次涌人的数量比较大，可能是一个氏族一个氏族的整体迁徙。而汉文史籍则将这些西来的民族统统归于羌系列。当然，由于第一次迁徙之基础，原有的“羌人”部落，在文化形态上与西来的藏人大体相近，有些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此时汉籍中的羌可分为如下类型：

其一，黄帝时的羌人属后裔，即未被早期华夏民族所同化的羌人后裔，这部分又可分为二，一部分可能是第一次东南行中的藏后裔，一部分可能是如前所说是与藏人本无联系的所谓羌人部落。其二，纯粹的藏人部落。其三，前两者的混合部落。

二、从藏族先民的两次迁徙看炎黄及藏羌之间的关系

1、炎帝及炎黄关系

新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远古羌人崇拜火、太阳、白色、牛（牦牛）、鸟等物。这些崇拜物有可能是一个族团的图腾崇拜。如我们今天所涉及的“帝”之类名称，最初或许就是当时的神，不独为华夏族所尊崇，也是古羌人的崇拜物。

火崇拜何以有炎帝？这与古羌人崇火有直接关系，炎帝本身就是火神。华夏族远古神话中所谓燧人氏、神农氏、烈山氏等，都与火有关，即古人“火种刀耕”的最原始形态的反映。换言之，早期的古羌人从渔猎生活——渔猎生活时期照样有信仰，到农业生活（或者农半牧生活）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飞跃，大概为：其一为用火，懂得用火取暖、用火烧肉吃，以火烧茅林等方式进行刀耕火种，产生原始的农业；其二为直接“钻木取火”。此二者在人类的蒙昧时代可以说是了不起的进步。从而发明火、使用火，还能取得火的族团必然受到尊重。而他们自己也十分崇火，由火神而称炎帝。王逸《楚辞章句·远游》云：“火神，帝也。”因而，可以说炎帝的活动就是崇拜火神的那个地方族团的活动，并不一定实有其人。

当然，炎帝本身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他与黄帝的关系。《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虫乔氏，，生黄帝、炎帝。”如此看来炎、黄二帝同出一祖，是兄弟。又，据考“少典”实为“少昊”，黄帝与少昊有承袭关系，但不一定是父传子形式，而是族团的沿进阶段。太昊（这一名称又写作大昊、泰昊、太皞、太皡、大皓等）先于少昊。何新《诸神的起源》认为，太昊就是太阳神，是伏羲（又写作伏栖、伏戏、赫胥、庖羲、宓羲、虑牺、羲皇等）的别一名号。少昊为继太昊后崛起的又一族团。黄帝具有两个特点：一为神，高诱注《淮南子·说林》云“黄帝，古天神也”，便是例证。二，与伏羲、少昊等一样，他的形体也是人面蛇身，属于同一类型，是崇拜日神的蛇龙族团的代表。

炎帝的形体是“人身牛首”，姜姓。“姜”与“羌”本为一家，《说文解字·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其中有两点符合藏人的图腾信仰，即一为牦牛图腾，一为羱羝图腾。与炎帝有关，羌系统由崇火而崇红色，如后岗文化，马厂文化较明显；由崇火而崇太阳，此二者容易归于一。如汉籍《白虎通义》中就有“炎帝者，太阳也”的记载。

假如将汉籍传说粗粗归类，可发现古羌文化系统包括了燧人、烈山、神农氏、夸父氏、祝融氏等。其文化传播范围在今西北地区、部分中原和西南地区。仰韶文化中有他们的贡献，像后岗、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文化当是他们的作品。经碳-14测定，它们的文化年代为：

后岗，距今5,680±100年；马家窑，距今4,525±100年；半山，距今3,860±100年；马厂，距今3,750±100年；辛店，为青铜时代文化；距今2,640年至3,185年。从距今5,680±100到2,640年这漫长的历史时期，羌人先民们由牧渔业转入农业和半农半牧业，创造了丰富的陶器文化。

然而其中有三点应引起注意：

第一，从这些文化的绝对年代看都较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为晚，据测定：河姆渡期为6,310±100年；马家浜时期为6,040±100年；松泽期为4,635±105年；大汶口青岗期为5,785±105年；宁堡类型为3,910±95年。其时间均较西北羌文化系统早数百年。

第二，在部分先人中原地区的羌文化及羌人尚没有完全被同化以前，这两种文化是独立发展的。黄帝与炎帝的战争，是这两大族团斗争、融合（后期有许多羌人自然地加入了黄帝集团）的表现，但必须承认，这只是局部的联盟性质的融合，而不是整体的加入，因此那些未步入黄帝族团联盟的羌人应该说仍然有他们的独立性。

第三，这些已挖掘出土的陶器，并不是陶器文化的终结。从多方面的材料推断，整个西北，乃至西南地区还会有新的历史隐秘被后来的人们所揭示，而这一文化形态统而言之是属“羌”（即我所说的“藏系”）这一文化系统的。

从目前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看，羌系统的文化是先于黄帝族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的。专家们认为若以部族（民族）强盛的宗主为序，右为：

炎帝→太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

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期，多个部族、族团（以后的民族）以各自的文明力量争雄于这块广袤的土地。它们大体可分为三系：

一为以炎帝为代表的羌文化。

一为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黄帝族原来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后转为半农半牧。

一为以太昊、蚩尤、少昊等为代表的苗蛮东夷文化（这一系统有些争论，如有同学者认为黄帝、太昊、少昊同为一人）。

炎帝族系，在炎帝之前，就有燧人、烈山、神农、夸父、祝融氏等，故而可推断此一族系早于其它族系。汉籍记载，炎帝后之8帝凡500年才有黄帝。唐兰等学者也认为黄帝族的强盛要比炎帝晚千年左右。

中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认为：“现在的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民族，在一定文化一定民族的基础上，经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化，才逐渐形成起来。这里所谓民族基础，无疑地应该说是从黄帝传下的华族（周代称华族，汉以后称汉族）。古代传说，不论如何分歧荒诞，从没有认太昊、炎帝、蚩尤做自己的祖先的。太昊是人头蛇身，女娲是蛇身，炎帝是牛头，蚩尤更描写成大怪物。独黄帝系统的古帝，全是人形。这显然含有民族偏见，但正是说明古史的基干，从黄帝一族流传下来。”① 虽然说某人人头蛇身不一定含有“民族歧视”（许多反映了当时的图腾崇拜），但汉族起于轩辕氏黄帝这是为汉族同胞供认不讳的。过去的岁月（从人类有记忆至氏族、部族、民族出现始），是氏族、部族、民族间斗争、融合的岁月，也是各个氏族、部族、民族在斗争、融合中独立发展的岁月。如此，才有了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

三、夏与藏羌及原始苯文化的关系

1、夏禹与藏羌的关系

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的诞生与羌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史料看，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国家“元首”可能出自羌系。

传说的炎帝羌系与黄帝族等经过了漫长的部落战争与融合，至夏禹时，私有制、阶级和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诞生了。私有制、阶级、国家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原始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金属工具的使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有划时代的推动作用。原始先民们扔掉了原始的笨拙的石器工具，拿起了锐利轻便的金属工具，生产力发展了，也孕育了一个新的时代。

有关资料证明，中国开采铜矿的年代（进入青铜器时代）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以前。殷商时期，中国的铜器已得到高度发展，有了著名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与文化。据河北藁城出土的商代铁刀看，治铁铸造铁器的年代也从那时开始了。金属用于生产，为先民征服自然、创造物质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用于战争，在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主旨的部落战争中起着非凡的作用；同时还推动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产品日益丰富，从而有了商人阶级。中国社会的这种进化在殷商时期已有相当水平。此时，羌民族和黄帝族实际上已有了地缘性质的部落联盟。传说中的尧、舜、禹三帝就是这种部落联盟的大酋长，所谓尧、舜、禹的“禅让”正是这种社会特点的反映。诚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所说：“尧、舜、禹的传说，都是二头政长。在尧未退位以前，是舜、尧二头，在尧退位以后是禹、舜二头。尧时又有帝挚为头，均与西印度人之二头主相合。”①这种风俗或与史籍所载“女国”的政体接近：“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女王死，国中厚剑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②女国为藏属，男性之二头政长或许来自于此种女性之二头政长。

每一个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各自独有的文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西藏旧石器、新石器文化的发现，震惊了学术界，也震惊了藏人自身。藏源于羌说在这种震颤摇摆中拖着无数个问号慢慢稳正往日的身姿。

大禹虽是汉族的圣人，且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为人称道，但大禹却和羌人有密切的血肉联系。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鲧（禹父）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意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到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在蜀西川也。

石纽据说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的石鼓公社。又，《水经·沫水注》广柔县条载：

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

从以上可知，羌这一体系源远流长。据一般的估计黄帝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羌的形成估计有可能早此2000年，而这一族团的形成或有上万年的历史。

从远古的气候及先民居地看，羌当为最初生活于西藏高原的人类先民（也是藏系民族共同的先民），他们的祖先最初生活于藏北羌塘、定日、聂拉木等广阔的地带。随着西藏高原的隆起，高原气候逐渐变冷变干才东南迁徙，进入甘、青、陕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古羌人的贡献。

中华文明的源头或许始于这些南迁的羌人先民，这些部落众多的羌人曾显赫一时，燧人氏、神农氏等都是他们进入新的文明层次的记录。

2、夏文化与藏族原始苯文化的关系

从文化角度看，夏文化中留下了与藏族的某些文化内涵相近相似的东西。

其一为尚九。众所周知。夏与九有着密切联系，夏的礼乐制度多以九为纪，故而九成为一神秘的数字。伏羲演八卦九宫，天地亦分九重，一月天，二星辰，三太白，四日，五荧惑，六岁星，七镇星，八恒星，九左旋天。这一观念的完全成熟或许稍晚一点，它的缘起是十分久远的。天圜分九层，九层有九门，天地之间有建木沟通，此建木位于昆仑山上，是天神出入天地之间的必要通道。

关于昆仑山主要地理位置古来有多种说法，总括起来可为两类，一为泰山说，一为西方昆仑。而今世所谓昆仑主要指河源之昆仑，当然也有人以冈底斯雪山为一昆仑山的。实际上从后期的史料看，昆仑一词所用地域较多，除河源昆仑外，尚有陇西昆仑，新疆漠南的昆仑等。任乃强先生在《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中对“昆仑”二字的诠释是有道理的。任文以为昆仑是古羌语“雪山”之义仑，即古囵囷字，古时无仑廪，谷物储入圆囷，顶作尖锋，为其象形字。汉籍又称昆仑为“昆山”、“昆冈”，其理也在于此。昆仑的又一特点是产玉。《风俗通》所谓：“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可说与此特点相合。这里所谓玉主要指白色石英石。

这种天有九重的观念并非凭空想像，它来自先民对天象的观测，即日、月、水（辰）、太白（金）、荧惑（火）、岁（木）、镇（土）、恒星、太岁（左旋）九星以九道而行（九星又作日、月、金、木、水、火、土、辰、彗）。九天之说与古希腊人托勒密（公元2世纪）的九重天宇宙体系基本相合。托勒密认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月、水、金、日、火、木、土七星绕地球运行，于第七层土星之外尚有恒星天和最高天。

在崇九这一点上，苯教与禹的观念非常吻合。在苯教史书中“九”同样是个神秘的字眼。据苯典介绍苯教源于魏摩隆仁，并以此为圣地，备加尊崇。这一神化了的即便世界毁灭它也不会消亡的圣地，又称什巴叶桑天国，位于世界之西部，形如八瓣莲花，其中间有九层雍仲山。在藏语中是长存、永固之意，九层雍仲具有丰富、神妙的含义，因为苯教的教义被称为九乘经论，即卡辛、朗辛、楚辛、斯辛四因乘，格尼、阿迦、仗松、耶辛四果乘，外有最上一乘，合九乘；苯教的修习要经过九个层次；苯教的宇宙观也是天国有九层（后来发展为十三层），大地从内到外也有九层。至于最初人类的由来更与此有联系，曲坚木杰莫先生下了九兄弟九姐妹，九兄弟分身出九个女人做自己的妻子，九姐妹分身出九个男人做自己的丈夫，自此才有了人类。

丹珠昂奔先生认为禹之崇九与苯教徒之崇九不是偶合而是有某种文化联系的，这种文化联系并非后期所谓藏源羌，而是早期的藏属民族文化圈这一总的文化范围所左右的。禹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从西藏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推断，此时藏人先民与东南迁徒中先行与黄帝族接触的所谓羌人其文明程度大体一样。崇九之举就是象雄、羌塘古文化东南行移的结果。

其二为尚黑。王大有在《龙凤文化源流》中说，夏尚黑可能与禹父鲧有关，“鲧，是大鼋族，即玄鱼，古鼋、龟为鱼类，俗谓龟为大甲鱼”，因而夏朝尚黑。夏尚黑的原因可能不仅仅在于此，或更为深远。苯教之崇黑是尽人皆知的事，故禹之尚黑，苯教之尚黑，以及彝族等藏系民族之尚黑，当属同一系统。从禹代表的文化类型看，它与象雄、羌塘等古文化只有边缘地区与腹心地区的区别，其内涵并无二致。

从目前讨论诸羌源流的材料看，羌的出现与汉族的出现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或早于汉族。我们可以看到汉族历史上（尤其是史前时期）一些颇具份量的人物，也与羌系有着不少的关系：

② 《太平御览》卷七八，《帝王世纪》。

③ 《世本·作篇》。

④ 《路史》后纪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