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的系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族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家族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也是历史学，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有关家族研究的历史回顾

　　古代学者对于家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宗法》篇，首次对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释。清代学者毛奇龄的《大宗小宗通释》、万斯大的《宗法论》、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侯度的《宗法考》等，对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据。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展开，近代学者开始对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34年）、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门第》（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专著。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家族问题。郭沫若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在全面探讨先秦社会制度外，还特别重点研究了当时的家庭和家族问题。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系统阐释了中国原始婚姻和家庭的发展过程，也详尽介绍了父家长制家族制度的产生过程。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从40年代开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贤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族产制考》（岩波书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书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和《中国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除个别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结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发表了部分对族权的研究论文，关于家族史的学术论文较少。其间代表性的论文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随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史学界得以复兴。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家族与宗族问题开始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近年来家族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多部从社会角度研究古代家族问题的论著。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将古代家族区分为“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周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组织”四种家族形态。该书属通论性的学术著作，时间跨度较大，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内容编排井然有序，毫无空泛之感。
　　冯尔康、常建华等编著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社会史丛书”，1994年）是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宗族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把中国传统宗族形态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时代；（2）汉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时代；（3）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时代；（4）明清绅缙富人宗族制时代；（5）近现代宗族异变时代。作者从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谱、族田等具体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态特征、等级结构、社会功能等问题。
　　朱凤瀚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古代文资料，结合现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成果，将商周家族划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中国历史早期的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出了具体的分析比较，深入探讨了家族对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
　　徐扬杰的另一部专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立足于横向的开掘，涉及家族结构、家族规模、家族生产、家族财产、家族伦理、家族观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谱牒、家族械斗、家族防卫、家训族规等。作者认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尽管在形态结构上继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点，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家族制度，这种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基本特征，与古代家族制度有显著的区别。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谱是维系家族的主要纽带，族田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该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征引书目达500多种，包括大量家谱、方志、家训、族规和乡约。
　　郑振满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2年）从家庭与宗族组织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把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认为：宗族组织作为一种直接构建于家庭者上的社会组织，家庭形成的各种关系，如婚姻、血缘、收养、过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继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宗族组织的构成及演变趋势。作者肯定了传统研究中对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区分，并由此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类：即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连接纽带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关系为连结纽带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不完整家庭）经过结婚生育，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为地缘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也就相应地演变成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这一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87年）对清代宗族法的内容、制定与执行、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由美国学者李中清、中国学者郭松义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论文，针对清代皇族这一特定的家族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该书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档案文书，运用计算机手段和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各种数据和文字资料进行量化分析，体现了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余年间，学术界发表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论文近百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家族形态以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一、关于西周宗法制问题：李衡眉连续发表了《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关系论略》（《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庙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针对学术界关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项内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内容有别，昭穆制度体现在墓葬、宗庙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却体现的继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杨希枚的《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