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差异的感知程度日益强化，绝大多数人都明显体验到了社会经济差异。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度的增强表明，自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差异呈现出扩大深化的趋势。

　　2、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

　　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直觉反映，这只是社会分层意识的表层，比这更深一层的意识是，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体验到的社会经济差异。首先他们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较为趋同一致并且单一化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单一方向的两极分化；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多种多样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多元交叉。在访谈中，为了便于更直接地把握人们对此问题的解释，我们要求人们说明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

　　访谈结果显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当前人们进行社会区分的最主要的标准相当的一致。当你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时，多数人几乎本能地以经济收入差异来进行划分。10个受访者中大约会有8个基本上是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群体划分的。这一点似乎印证了李强教授的观点，当前社会主要是经济分层[3].不过，虽然多数人以收入来进行社会区分，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权力与收入是同样重要的。访谈中询问“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时，认为权力比收入更重要的人要略多于认为收入比权力更重要的人，不过，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无法确定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他们一般认为权力与收入同样重要，或者权力与收入是一回事。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是：“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获得权力保护，两个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们把权力和收入合而为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人群的分类标准。在这一点上，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所反映出的情况与此不同。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在讨论社会区分标准时表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虽然许多人提到了收入水平，但一般并不认为它是社会分类的最重要的指标。另外，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一般把收入与权力看作为两个分离的指标，而不是结合在一起的指标。

　　不论是1995和96年的访谈还是1999和2000年的访谈，多数的受访者在进行社会区分时都提到了中获利较少或失去部分利益的人。

　　第二种情况是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但对两者的定义未加严格区分。这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大多属于中下水平，例如：做小生意的人、城镇中的工人、经济生活条件较差的普通办公人员、基层的管理人员、农民等等。对他们来说，“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换，或者表达的是相同的含义。在对社会人群进行区分时，他们有时采用“阶级”一词，有时采用“阶层”一词。他们中也有人认为“阶级”的范畴要比“阶层”大，但指的是同一类的东西，如现在有“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内部包括几个“阶层”。这类人一般较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阶级”或“阶层”的确切定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阶级”或“阶层”的理解类似于文革期间官方所宣扬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比如，他们说：“现在有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指企业老板），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现在有官僚阶级（指干部），压迫无产阶级（指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等）”。采取这种观点的人多是企业普通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尤其是国营大企业的下岗工人，或者原来是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后为私营个体企业老板打工。他们的年纪多在中年以上，毛泽东时代所宣扬的阶级意识对他们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把当年所接受的阶级分析教育与目前自身处境联系起来，其中有些人能采用当年的阶级冲突理论进行相当系统的阶级分析。另一部分人对“阶级”或“阶层”概念的理解则相当含糊，实际上他们认为“阶级”或“阶层”这类区分是由政府来划定的，与他们的个人看法以及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没什么联系。他们对这类话题没什么兴趣，不想发表什么意见。在接受追问和提示的情况下，他们会搜索记忆拚命想找到与官方界定相一致的说法。这类人多是文化水平低而且社会接触面狭窄的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另外，一些刚步入社会的文化水平较低的青年人也可能有类似态度。

　　另一部分受访人不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他们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人虽然讲不清“阶级”或“阶层”是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具有较强烈的社会人群区分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是“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他们一般都能根据人们的社会经济背景情况进行社会区分。这类人虽然文化水平不太高，但对于社会分化现象有感知力和观察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对社会阶级或阶层现象进行相当系统的分析。不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的另一类人则是文化知识水平偏低、生活面狭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简单的人，尤其是社会经济状态处于最低层次的人。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差异，但他们从未感觉到要对这种差异进行思索和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命所为，似乎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

　　3、“阶级”与“阶层”概念背后的社会政治意识

　　人们对“阶级”与“阶层”两个词汇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可能与这两个词汇在中国产生及运用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关。在西方文献中，阶级主要所涉及的是经济的区分，而阶层（分层）指的是多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但对多数中国人来说，“阶级”这一词汇所涉及的是政治问题，如政治身份或政治态度的差异，有时还与政权争夺联系在一起，而“阶层”则指的是经济差异。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在最初使用“阶级”一词时是追随马克思的观点，把经济因素（如占有多少土地）作为划定阶级成份的主要指标。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差异的缩小，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成为区分阶级的主要指标，阶级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区分。划定政治态度和身份的座标轴则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总目标，凡是支持正确路线方针、有利于党的总目标（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实现的个人或群体就属于领导阶级、同盟军、统一战线中要争取的阶级，凡是反对党的路线方针的人就是阶级敌人。

　　“阶层”一词在中国的理论文章和传媒中被采用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它是在反对经济分配平均主义、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扬收入差异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大气候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起来的，是伴随着经济差异逐步扩大而日益推广开来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把“阶层”与经济差异联系在一起。受访人在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现在存在阶层但不存在阶级时说，现在不搞政治运动了，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没有必要划阶级了，但是收入差距扩大了，所以有阶层没有阶级。另一种解释是说，现在政治差异、政治斗争不重要、不突出，而经济差距明显，所以存在阶层而不存在阶级。

　　人们对“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区别有时也表现在主观判定和客观划定的区分上，比如阶级主要是主观上认定其政治属性来划分，阶层则是由收入或财富的多少这种客观指标来划分。实际上，许多受访人认为阶级的划分是由党和政府来决定的，是与政策制定有关的事。人们回答有关“阶级”的提问要比回答有关“阶层”的提问谨慎得多。而且不同的经济状况的人采取谨慎态度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与私营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基层干部最为谨慎，而工人和农民顾虑最少。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某镇私营经济非常发达而且干部与私营老板关系较为密切，此镇镇长对于有关“阶级”的提问思索良久，难以决择，提出要看一看其他人的访问记录是如何回答此问题的，被告知不能看时，他又思索良久，最终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访问一些小私营企业主和小生意人时也常常遇到类似情况，当问题提出以后，他们的第一反映是用探寻的眼神看访问人，似乎要从访问人的面部表情看出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或政策的含义。

　　人们的谨慎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希望自己能领会政府的意图、自己的回答能与政府的意图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回答有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变化。有两类人在回答有关“阶级”及相关问题时尤其表现出企图使政策延续或改变以利于自身利益的倾向。第一类人可以算是“既得利益者”，如经济上获利较多的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及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负责人、部分社会经济地位极大提高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员等；另一类人可以称之为“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失业人员、没有文化和技术的体力工人、经济生活水平下降的退休人员、深受干部盘剥之苦的农民等。这两类人的回答表现出对于目前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分层秩序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判断。

　　“既得利益者”倾向于更严格地区分“阶级”与“阶层”概念，认为当前社会不存在阶级只存在阶层，其背后的意图是淡化或否定群体之间利益的矛盾，表明当前经济差异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经济的差异”，“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进步，”他们对当前的社会分化现象提供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维持目前发展态势的意识形态解释。“利益受损者”则不太区分“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他们凭直觉体验到他们与社会另一端的人的距离越来越大，因而，他们认为当前社会存在“阶级”或者“阶层”。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分化现象持批评态度，一部分人对此愤愤不平，表现出强烈地改变现状的愿望，另一部分人则采取忍耐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阶段现象，“熬过这一段就会好起来”。他们较倾向于认同毛泽东时代的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理论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因而，政府划阶级、定成份可能会对他们有利。

　　尽管这种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