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述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出下面两个结论：
1）透过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体验和感知，我们能觉查到，一个结构化的社会经济差异等级体系正在人们头脑中建构着，几个基本社会经济群体（或者称之为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区分界线在人们的意识中日益明晰化，收入财富和权力是促成这种区分明晰的最主要的因素。毫无疑问，人们已经比较明确地感知到了当前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等级分化的、而且边界清楚的形态，这意味着，现实当中确实存在或者正在出现这样一个有着确定形态的、确定分类界线的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而且造成等级分化的最主要的机制较为单一。这与当前中国社会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相背离。在国内的阶级阶层研究中，有一种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阶段，原有的分层体系（再分配体制）在向一种新的分层体系（市场体制）过渡。在这一阶段，不同的资源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这导致了地位的不一致性，比如，某些人经济地位高而政治地位低，而另一些人可能政治地位高而经济地位低。尽管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差异在扩大，但这种差异的结构化程度较低，结构的松动性较强，社会流动机会较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可能处于多元交叉的、过渡性的状态，社会群体之间由社会经济差异所造成的分割界线不会太明显、太确定。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与1995年和1996年的受访人的感知较为一致，但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结果却对此提出了抵挑战。
2）访谈的另一发现与当前流行的观点也有不同。一些理论家认为，目前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化的社会经济差异将激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从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访谈所显示的结果是，人们主要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差异本身不满，而是对当前导致社会经济差异的某些机制不满意。实际情况是，人们对于正在结构化的社会等级体系的合法性的认同还是比较高的，围绕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这类社会目标而组构成的一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即使一些“利益受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把自身目前遭遇到的困境当作为改革和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尤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较倾向于认同这一等级化社会结构。这一套对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解释是当前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但这套对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解释在两个方面遇到了问题，一个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一个是干部的社会地位。让中国人接受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很困难，因为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等级而不是强调平等。但是解放后确让工人相信他们是领导阶级，是社会的的主人翁、是企业的主人等等，目前官方的意识形态仍保留这种说法，这显然与现实有些距离，因此，工人是最难认同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自身地位下降。另外，中国传统上都认为当官的就是大老爷，是管着老百姓的，这与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务人员概念不同。文革时提倡干部“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目前的官方舆论也还坚持这么说，这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大距离，因此，人们对于当前干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可程度较低，对于通过权力获取经济收益和特权极为不满。
[1]stanislaw ossowski，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routledge 1998.第6-7页。
[2]同前，第172页。
[3]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7-199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19-127页。
[5]（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210-211页。
[6]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7]frank parkin：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rvistockpublication ，1974；e.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0年。
[8]参见张琢：《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0-168页。
[9]同前，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