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有一期采访作家叶辛的节目：
　　杨澜：你的三部小说，应该说一部比一部更深入了。像《孽债》就深入到人性当中最根本的一些东西了，我是觉得一部比一部写得好。但是改编成电视剧，后来评奖，好像一部比一部评得差。
　　叶辛：就是。（笑）
　　杨澜：《蹉跎岁月》还得过飞天奖的一等奖，《家教》就是二等奖了，《孽债》反而是三等奖了。
　　叶辛：实际可能是我越来越不行，一部不如一部。
　　杨澜：但实际上影响是……最后这部是最大的。
　　叶辛：可能是。客观的影响是《孽债》大一些。
　　杨澜：你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最大的长处有可能也是他最严重的一个短处。你一直是以描写知青的生活，跟随他们的……在农村的进程，一直人到中年这一段的生活，一直在追随他们、描写他们，这会不会也成为你的一种局限性呢？
　　叶辛：这是必然的。每个人的短处实际上被长处隐藏着，他必然有他不了解，或者局限的一面。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比如说叫我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和他们的故事，我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一些。但现在社会上发生一个诈骗大案，你要我去写，我会觉得很累……⑦
　　杨澜以坦诚而不是同情，赢得了作家的尊敬。彼此敞开心扉，话题也越谈越深入。当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交流达到了知心朋友谈心的程度时，那种心和心交流的境界，让人很向往。
　　人是交流的动物。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即人不但有获取信息的需要，更有与人交流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既想听到别人的表达，也想表达自己。这一点过去常常被忽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曾经提出“镜中我”理论。库利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透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对于主持人来说，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这面镜子更为重要。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在现场处于一种人际的互动的传播中。这一类节目的优势是具有及时的反馈，主持人可以当场通过反馈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迎战艾滋病”，节目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崔永元：但是我们老百姓觉得（艾滋病）用热爱的爱更合适，因为显然这个病是和爱有关的。
　　嘉宾：和爱？那就看你怎么理解爱的含义了。我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它有且只有三个方面的途径。第一，是通过性的传播，你如果把性和爱放在一回事的话，那么也可能跟爱有点关系。第二，是血液传播，血液传播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主要是通过静脉吸毒。第三，就是怀孕的妇女，如果自己是病毒携带者，那么病毒则可以通过胎盘或者分娩过程的一些环节传给下一代，即母婴传播。
　　崔永元：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感染艾滋病毒，他可能和这三个途径有关，而不是我们头脑中想象的那个途径。徐先生，您还有没有印象，您收治的第一个艾滋病人是在什么时候……
　　嘉宾在对话中纠正了崔永元的错误观点，崔永元很快地调整了过来，紧跟着进入一个新的话题。工作中难免有差错，需要及时地改正过来，这对主持人形象不仅不会有损害，反而会因为真诚获得信任和好感，融洽双方的关系。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中曾经提到类似的观点：“表演者必须十分敏感地意识到并接受暗示，因为观众正是用暗示来告诉表演者：他的表演是人们不能接受的；如果他要挽救情境，最好迅速地调整表演。”⑧
　　3.传播双方语言亲近。谈话节目主持人是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精神肃然而变得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受众耳目一新的感受。主持人通过对人际传播中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恰当处理，赋予了大众传播一定程度上的亲和性与感染性，缩短了荧屏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主持人将电视节目具体化和个性化，在媒介与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人际交流情境，不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冰冷的媒体，而是活生生的、可亲可近的人。这正是大众传播“人际化”的独特表现⑨。
　　对受众而言，人际化意味着主持人由台上走到台下，由收音机电视里走到自己身边。节目有了主持人因而有了人情味，观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感受到主持人的个性魅力，也从中体会到交流与沟通的愉悦。
　　下面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其中一段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话：
　　主持人：那你真的是装病，装了多少次是可以成功的。
　　马月：基本上就是只要想装就能成功。
　　主持人：你的演技这么高吗？
　　马月：对呀
　　主持人：那你怎么对付医生？
　　马月：我也就奇怪了，每次我说头痛的时候，检查嗓子的时候，医生都说我嗓子有点红。
　　主持人：感觉这医生跟你串通好了似的。你演的最像的病是什么？
　　马月：刚开始是装手抖。
　　主持人：装手抖。这手抖不太好装我觉得。
　　马月：为什么我要装这么高难度的病。因为头痛不是用过了的问题，就算休也只能休一天半天。
　　主持人：手抖怎么演？跟谁学的？
　　马月：跟我爷爷，他肌肉萎缩。
　　主持人：你爷爷的抖是真的。你能学到什么程度？
　　马月：就是挺像的程度。关键不是学，学不是难事，关键是坚持。
　　主持人：这坚持抖多长时间？
　　马月：两个小时。
　　主持人：然后这个时候大人是真着急。
　　马月：着急，当时把老师吓坏了，带我去医院。当时我没想装疯！因为手抖就可以不用写字，不用写字就不用上学了。
　　如果不事先告知对话的发生实际是在录制现场，而是告知这段对话发生在一位年长的邻居与孩子之间，或者是老师和学生之间，一定会有人会相信。主持人与六年级的刘磊之间的对话非常自然，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并无太大差别。无论是口语化的形式还是谈话的思路抑或是聊天的语气都充满着人际交往的特点。在目前的大众传播中，像这种口语化的节目随处可见，口语化的主持风格也日益盛行。这是大众传播越来越走向人际化，主持人越来越“人”化的表现。
　　
　　注释：
　　①高贵武：《解析主持传播》第1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②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词典》第21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③俞 虹：《节目主持人通论》（修订版）第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④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第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⑤夏 辰：“追问者鲁豫”，载《南方周末》2002年7月18日。
　　⑥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第16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⑦杨 澜：《为何执着——杨澜工作室》第186页，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⑧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第12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黄永超、陈忠坤，“从谈话节目看电视传播的人际化趋向”，载《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