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和安排下形成有秩序的(善的和美的)宇宙。阿那克萨戈拉提出努斯，不仅注意到事物运动的原因，而且将这种动因和宇宙的规律、秩序联系起来，使哲学和科学更重视研究规律和秩序。但是，直到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发生了由以自然为中心到关注人本身的思想转型。这个思想的转型肇始于智者派(Sophistes)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的命题。这意味着智者们看到的世界秩序图景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按照自己的价值目标塑造了世界：在社会这个舞台上，人是中心。人是一幕幕戏剧的创造者、演出者，而且还是裁判者。人为自己制定习俗、法律、伦理规范和城邦生活准则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人又是主动的，是这些规则的制定者、修订者；因而唯有人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加以贬褒，作出裁决。这样一切在拥有自我意识并且初步觉醒的希腊人面前就要重新加以审查了，以往一切准则和教义都要在人的审判面前辩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苏格拉底吸收了智者哲学注重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积极方面。他认为，“善”是证实世界万物的原因，是把世界万物安排得如此合理，如此井然有序的力量。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为中心理性地构造秩序的价值存在形式。亚里士多德把秩序建立在人们的社会价值作用的层面上。人们的社会活动存在着从事以自身为目的的“理论”与“实践”和从事以制成物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的“创制”活动两种主要的差别，这正是确立个人在亚氏社会秩序中的社会地位的根据。这种差别使人们在当时城邦国家的社会秩序中人被分裂为有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和无公民身份的“奴隶”或“外邦人”。这种分裂的社会状态堵塞了人们通向历史的道路。康德是通过对“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所作的区分而在道德领域(而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们的创制活动)中确立了一种抽象地克服了人的等级差异的社会秩序，在康德的社会秩序中人的价值在抽象的道德领域得到了肯定。［2］（P6）黑格尔从奴隶在否定性关系中肯定人的价值的活动中看到：奴隶性、手段性和工具性的劳动在辩证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变成了目的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提升为实践，实践被赋予了劳动的内容。手段性的、工具性的活动用它的生产性改变了世界，它不仅生产出了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出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8]
三、秩序是法理道统的体现
一个合理的秩序只能以法理道统为根据，否则，这种秩序就是缺乏依据的。“自然界的秩序是靠公理来维持的。……自然界对万物的安排分明是根据万物本身的机能而定的，而公理这一基本原则也渗透到万物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见，缺乏合理的行动就不能维持自然界的秩序，因为，这一秩序是与公理的基础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自然界的秩序也就靠公理来维持。”[9]因为在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多重因素中，固然存在着强力因素，但强弱总是不均等的分配给不同的群体，一味的弱肉强食社会便无法存在，历史上一些强权无不终结于毁灭的事实说明，人类社会只有超越强力因素而依凭基于法理道统的理性精神才能建立。孔子入世为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人世间建成一个安和乐利、天下为公、胜殘去杀，以德治礼治为纲纪的理想社会。《礼运篇》通篇都十分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以说，“礼治”秩序乃是大同之世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10]宋代以后的理学是儒、释、道为一体的学说，其核心是宣扬“天理即道德”，主要代表是朱熹。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任何人都要顺应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提出要用“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道德，把“三纲”作为封建关系与社会秩序最核心的东西，而“五常”正是维系这最核心的关系与秩序的规范。只有按照“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才能安定才能和谐。朱熹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心，尤其是帝王之心。一个国家政治的盛衰，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帝王心术“正”与“斜”决定天下大事的“正”与“斜”，而“正”与“斜”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天理”。由此他分析了中国的历代帝王，认为秦以后，帝王的心术不正，所以导致了历史的倒退。但是朱熹主张历史循环论，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封建制度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柏拉图的理想社会崇尚整体和统一，其特点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功能互补的整体。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不能靠自己来满足，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这样就构成了社会。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好途径，也是社会公德的体现。柏拉图的整体社会观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贵族政体。但是，客观上对于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体自由的社会发展观是一个纠正。除整体思想外，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柏拉图崇尚知识和教育，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国家要积极干预教育。他还主张在理想国中，为了消灭阶级对抗，实行共产共妻，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不能保持母子关系。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争端都来自于金钱、子女等等，实行共产共妻以后能够遏制这种欲望，以保持社会整体的稳定。

四、秩序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法则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秩序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他以始基火的思想对秩序的性质及其产生过程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和发挥：“这个有秩序的宇宙(科斯摩斯）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有规则的变化也是秩序的一种内涵，“逻各斯”是变化着的事物的内在秩序。他的逻各斯(λóγοs)学说认为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且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尺度和规律进行的。而关于λóγοs的一些解释中包含着与秩序相近或相关的意思。如《希英辞典》解释λóγοs的十种含义中包括：计算和尺度，对应关系和比例；格思里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对公元前五世纪及以前的哲学、文学、历史著作中有关逻各斯的十种用法的归纳中有“尺度”、“完全的或正当的尺寸”、“对应关系”、“比例”[11]这就是说，世界上万物的存在，都是在“逻各斯”的支配下，“逻各斯”规定着事物的存在形式和状态。赫拉克利特曾说，“万物都是按照这个逻各斯产生的”，宇宙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团活火“按一定的尺度(μέτροs)燃烧，按一定尺度熄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和科斯摩斯是一回事。他说，逻各斯是常见的，又是支配一切的，它就是有秩序的宇宙――科斯摩斯。中国古代也表现了与赫拉克利特同样的智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事物的秩序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这种变化运动方式是一种普遍的形式，万事万物都可以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交互作用解释世界的秩序：“天地之气，不失其序。”所谓“序”，即阴阳运动的正常秩序，也是事物保持稳定和平衡的基本条件，而与“不失其序”相反的是事物失去平衡的剧变状态所表现出来的“失其序”的非常态。尤其与西方人这种借助对探究自然秩序间接地折射人类社会秩序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的触角直指社会人生。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