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后现代主义又宣布“人也死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6]， “在藉以多元地构成现实的差异中丧失了自己，正值死神高视阔步、肆意猖獗时，自我将自己的缺席人格化了，它在各类浅薄的作品中传播自己，拒绝并回避阐释”[7]，尤其是被称为“权力思想家”福科的具有反中心、反权威、 反传统等特征的权力话语理论，与德里达明显有殊途同归的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功效。
    关于权力，一般人只会联想到国家机器、暴力法规等等，而福科认为权力就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它有几个规定性：其一，权力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各种权力关系存在于其他各类关系之中，它没有主体性，而是分散的、弥漫的；它也不是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而是相反地运作。其二，福科提出要推翻把权力看作一种纯粹压抑性结构的传统观念；权力不能为人们占有，它是在运作的。对于话语，福科指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超过了言语和语言。正是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科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查，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这就是说，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执行的。在这里，福科理解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话语的权力本性之所以根深蒂固，在于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它进入社会秩序就是进入话语的权力系统。
    福科的权力话语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因而女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同时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此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8]
    与德里达不同的是，福科提供消解理性主体——“人”本身。福科说：“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一个新的折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会重新消失。”[9] 女性主义者赞成后现代理论加强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之“人”的话语的批判，她们认为，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话语隐含着男性至上论，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等同于整个人类特质的男性特质，如理性、生产等。男性是人类的代表，女性不过是“他者”，是“第二性”（波伏瓦语）。男性优越女性低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应于：理性／感性、自信／消极、坚持／软弱、公共／私人等。这种男性中心论就把女性局限于家庭活动而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
    然而，建立主体性是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及其女性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正值女性试图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获得长期拒绝给予她们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主体性”概念竟然被否定了，因此，她们拒绝接受福科等人对“人”的概念的理论解构。同时，福科“话语即是一切”的思想导致某些女性主义者只注重思想话语的批判，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使女性主义丧失了战斗力”。[10]
    哈其思却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话语可以相互补充。二者对理性、知识、主体、社会统治机制的解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后现代理论强调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异质性，对那些已经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与排斥在理性、真理、客观性之外的女性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哈其思认识到，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之间存在着亲和性与紧张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先天上就是后现代的。福科等人的后现代认识论则可以使人们注意到：在不同肤色、种族、阶级之间，不同性偏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都具有差异性，从而使我们保存并发扬各种女性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化约到普遍化的概念模式。按照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这些普遍化模式往往过度荣宠了白人的、第一世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经验。[10:210～211]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处于政治性的防御阶段时，福科的观点有助于她们向女性主义的“传统观念”挑战。福科式地分析也有助于女性主义在反女性主义时代保持谦顺的态度。[11]
    概括讲，女性主义可以修正后现代理论，正像后现代主义有助于产生出不同的女性主义看法[10:213]，二者的结合将克服后现代理论中的虚无主义，为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开辟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雅克·德里达.芒刺：尼采的文体.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
    [2] ［美］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33～334
    [3] 乔约森·卡勒.解构主义.见：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87
    [4] 雅克·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 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广西：漓江出版社，1991.141
    [5]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6
    [6] 杜威·弗克马.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见：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6
    [7]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 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7
    [8] 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1996（5）
    [9] 米歇尔·福科.真理与权力.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94
    [10] Steven Best Pouglas Kellner.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The Guilford Press.1991.208
    [11] Brodribb,S.Nothing Mat(t)ers: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Spinifex Press,199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