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

    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创造和供给生活资料。在早期人类社会的阶段，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赖于自然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通过劳动而创造的生活资料份额逐渐加大，而且这一加大的趋势日益增强，并使人类逐步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类的劳动，人类劳动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促进人类自身体质的进化，而劳动的实施中离不开劳动工具。人类社会最初使用的工具往往是些便于获取、制作简单的树枝木棍或石块。由于受到客观保存条件的制约，我们现今所见的大多是些石质工具。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各类生产工具，最初是不受质料、形制的限制，主要在于实用，故实用性占有重要地位。就考古发现的早期工具观察，该类工具的加工部位集中在刃部和柄把部，随着生产的发展及加工技术的成熟，工具制作在注重实用的同时开始逐渐注意形式美，使实用与美观相统一。如旧石器时代多打制工具，而新石器时代工具则多采用磨制技术，使石器不但实用而且也很美观；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一些类型的工具已经基本定型化，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制作技术方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完善和推广。

    劳动工具的定型化与广泛使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有的工具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些工具起主导或重要作用，有些则起辅助性作用，这样工具从它的开始产生时就存在分化条件。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工具逐渐从中分化出来，以致形成区别于其它类工具的特殊性质，或者当时人们赋予它一些特殊的含义，有些甚至具备工具本身以外的特殊用途，这就形成工具的最初分化。

    工具的分化与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等的发展相适应。当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地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统一或规范日常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之一的可能往往就是选择一些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并同时广为使用的劳动工具，这就为在工具中分化出一些特殊的门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因此，对生产工具的分析研究在研究人类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期文明的起源或产生都可以通过对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合理阐述，在目前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时，以农业生产工具的分化为切入点，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知：中国农具的分化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所讲的“分化”是指从实用性工具中分化出非实用、礼仪性的器物，虽然是工具的造型，但已脱离了工具的基本功能或基本用途。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该时期电正是探讨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作为农具的分化必须有内在的原因和外在条件。其内因是，分化的工具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生产中的主要工具类型并广为人们所使用和接受，使用者在当时的生产中应具有主导地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故农业生产工具是生产的主要工具门类，而其使用者多为男性，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状况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特点；由于农具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地位。其制作和加工技艺也较为完善，能够制作出形制规整、工艺精良的器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该类(件)工具已有一定的美感信息。作为工具分化的外部条件，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生活资料也很丰富，已有剩余产品的可能，已有少量可以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员存在，已有小规模的团体组织等等。为了统一并规范人们的活动，似乎此时不得不产生一种大家认可的“标志物”来承担这一重任，而能担此重任的只有广为人们接受、使用的某种劳动工具，这就是促使劳动工具首先分化的外在客观条件。考古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最为广泛的农业生产工具便是石斧，全国各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一般是最先是从石斧中分化出石钺，继而发展成玉钺，到商周时期则演变为青铜钺，钺是拥有者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起着规范、统一人们意识的作用，是最早出现的礼器门类。

    新石器时代石制生产工具中的石斧(也有称之为石铲)，具有使用广、制作精、形制简单而稳定的特点。基本形制是扁平长方形，双面刃呈直、弧线形，通体磨光。斧体有从厚向薄变化的趋势，出土时在斧头顶部常见到凹槽、横脊、段、肩、孔这些特征，全都是为了安装把柄而设置的。石器装柄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造，但人类取得这项创造并不简单。前苏联社会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很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类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2)。

    早期考古学对斧柄的考察较为欠缺，更多的是关注石斧本身。在有些墓的随葬品出土时，位于石斧附近同一平面往往发现“骨雕筒”门(3)、“骨套”(4)、“玉柄饰”(5)、“玉格饰”(6)等等，这是根据出土器物本身形状、质料而命名的，其实它们是斧(钺)的一部分，两者联系的木柄部分因朽烂而不易被发现。考古发的现带柄石斧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1974年江苏吴县澄湖一口良渚文化土井中出土了一件带木柄石斧(图一)，形制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应是一件实用器物，木柄长74厘米，是用直径约8厘米的树枝修砍而成，柄一端有贯通的扁圆形卯眼便于安装石斧(7)。1979年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中文化层出土了一件有柄穿孔陶斧(图二)，长18．2厘米，泥质红陶，有柄和穿孔斧两部分组成，柄的前端翘起似为斧饰，后端呈半球形似为端饰，应是按实物仿制的模型，只是形体较小(8)。这两件带柄斧的发现为认识石斧整体结构及其装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1986年发掘的反山、1987年发掘的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并复原了最早的完整玉钺(图三、四)，玉钺由钺身、冠状饰、端饰及木柄等部分组成(9)。此后有同志对玉钺的特征、结构、用途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明确了钺在良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10)。

    反山共汁发现玉钺5组，一墓出1组，均出于墓主一侧，大致认定钺的柄端握于死者左手，钺身在左肩，通长约70—80厘米。出土玉钺的都是大型墓葬，随葬品丰富，以琮、壁、钺等玉制礼仪用器最具特色，象征的墓主人拥有神权、财富和军事统率权，足以说明墓主是一批部族显贵。其中M12出土的玉钺最为精致(图三)，通体呈“风”字形，器身扁薄、精磨拋光，双面弧刃且保存刃口完好，双面均有一浅浮雕“神徽”和“神鸟”。钺身高17．9、宽14．4—16．8、厚0．8厘米(11)。

    瑶山共有玉钺6件，出土于6座墓中，每墓仅出一件，也是大型墓，形制特点与反山玉钺相同，从M7中出土的玉钺复原看，柄通长80厘米(12)(图四)。

    寺墩M3出土可复原完整玉钺l套，位于墓主上半身左侧，由钺身、冠饰、端饰及木柄(?)等部分组成，通长68厘米(图五)，钺身为狭长梯形，弧形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侧边平直，双面弧刃，近顶部有一穿孔，通体精磨拋光，长19．5、宽13、厚O．6厘米。M3墓主是一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出土随葬品124件，以玉琮、璧、钺等最具特色，另外有少量的石质生产工具和陶器(13)。

    福泉山共出土玉钺14件，出于7座墓中，其中1件3座、2件2座、3件l座、4件l座；钺位于墓主右侧，各墓的随葬品较为丰富。其中具备钺身、冠饰、端饰的有3套。钺身呈扁薄长方梯形，双面弧刃，刃口完好。近顶中部有穿孔便于装柄固定，通体精磨抛光。M65为复原的一套玉钺，通长75厘米，钺身长15．9、厚0．5厘米(14)(图六)。   

    大汶口出土玉钺(原报告称为玉铲)2套，分出两座墓葬中，有钺和骨雕筒组成，木柄残缺，通长约6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