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梅陆墩出土并复原石钺2套，出于两座二次葬墓，一为中年男性，一性别不明，每座墓的随葬品有十余件。其中石钺由钺身和骨端饰组成，没有发现钺冠状饰，钺身高17．9、宽13．6、厚0．9厘米，复原的全长约66厘米(17)(图九)。
澄湖古井带柄石斧、青墩带柄陶斧的出土首先解决了石斧的结构和装柄问题，良渚文化玉钺的出土与复原进一步明确了钺的一般结构，为探讨玉钺的功能提供了依据。随着玉钺的大量发现及研究的深入，玉钺的渊源问题引起关注，就外形分析观察钺是起源于石斧，从石斧逐渐演化而来，但一直缺少这方面的实物资料，往往是就石斧头造型特点分析论述。1993—1998年在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了两套结构复杂、造型基本相同的石钺，第一次明确、可靠地证实玉钺应源于石钺(18)金坛石钺分别出于两座墓葬中(M38、M531)，需要说明的是在该遗址发掘的千余座墓葬中，出土如此精美石钺的墓并不是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似说明有其特殊的意义。M38是一中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有石钺l套3件、陶尊l、陶罐l、陶鼎 l、砺石1、骨器2、鱼骨等。其中石钺位于墓主左下腹，由石钺身、骨质帽饰、牙质镦及木质柄(残缺)组成，钺身平放在上部，刃口朝外，墓主手握柄部中段，镦在下部，全长53厘米(图十)。M531是一青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有石钺l套3件、陶鼎l、玉块l套2件。石钺的组合结构和出土位置与M38相同，全长45厘米(图十一)。钺身呈环刃舌形，顶部弧平，中上部有双面钻孔眼，通体磨光，刃口多完好未见使用痕迹。 M38钺身稍显粗糙，高12．4、宽9．4、厚1．9厘米；钺帽饰保存完整，侧面观呈鳄鱼首形，体扁薄，前部低矮，后部呈弧状凸起，后部偏上有一圆形大孔，器形前后端斜直，底边平直，在底边中部等距离分布四个半月形穿孔，器体两面纹饰对称分布，分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斜向分布三组圆圈纹，每组由三小排构成，排列规整，后半部有弧形凹纹，长10．5、高5、厚0．75厘米；象牙质镦(柄端饰)，雕刻线条流畅、制作精良别致，通体呈鼓状，上下端平整，侧面外鼓，纹饰分四组，前后左右对称分布，前后是巨目枭首正面纹，左右为喙部外凸的立体鸟首纹，尤以眼部传神逼真，上端中部有一圆形凹坑便于容纳木柄并有一小圆形销孔贯通前后，器表磨光，高3、宽5．2厘米(图十)。M531结构与M38出土的套装石钺完全一致，帽饰、镦的纹饰稍简单，钺身为扁薄环刃舌形，器表精磨并抛光，高14．8、宽12．7、厚1．25厘米；骨质钺帽饰的形状特点及纹饰与M38钺帽饰基本一致，长12．3、高4．6、厚0．5—0．4厘米；骨质镦呈贯通的圆管状，两端乎整，骨壁较厚，内外壁均经加工并磨光，外壁上部刻有六道等距凹槽纹，下部刻有相对应的半月形纹一组，通体经抛光，高3．3、直径3．5—3．9厘米(19)(图十一)。
三星村所出两套有完整组合关系的石钺，其结构复杂、造型优美、特点完全相同，更与良渚文化玉钺相似，说明此种石钺早在玉钺之前已成定制，从生产工具类的穿孔石斧首先明确分化出这种具有礼仪性的石钺，这应是一个质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钺、商周时期的青铜钺，这一前后递变的渊源关系十分清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钺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星村石钺的结构复杂，帽饰、镦饰雕刻的纹饰十分形象生动，再据其保存完好的刃部分析，无疑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器物，绝非实用性生产工具，而应是一件代表墓主人生前所拥有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标志物，是一件礼器。斧是钺的前身，石钺应是玉钺的直接前身。《说文》“戊(钺)，大斧也。”钺在中国古代是王权的象征，王权有来源军事酋长统帅之权的一面，因此钺是原始部落中酋长或首领权力的标志物。鳄鱼和枭(猫头鹰)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常见的两种凶猛动物，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铜器铭文中“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20)。据此我们可以将三星村石钺上的鳄鱼、枭理解为原始部落群中部落神，或是两部落的联盟而结成的部落联盟之神器——石钺(21)。
三星村所出土的两套可靠的石钺，我们进一步对钺身观察分析发现：一件稍显粗糙而且质料一般，一件精美质料上乘。如没有其它配件与其伴出，很难将粗糙的那件定为钺，但它又确实是石钺。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中一定混入了石钺，只是我们在工作时没有注意或发现而已。石斧就是石斧，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石钺。石斧是劳动的工具，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成为具有礼器性质的石钺。这种关系、条件必须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和分析来认识，这种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相互关系，这种条件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与水平。因此对新石器时代石制工具的深入分析研究很有必要，可以探明农业工具所包含的一些深层次的信息。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基础，人类首先要解决生活资料的生产，早期阶段尤为重要，可以说此时的一切活动都将围绕生产展开，而在所有的生产活动中又以农业生产的地位最为重要，发达、稳定的原始农业可以为人们提供可靠的生活来源，农业的水平还决定着社会群体的规模，不难想象在生活没有基本保证的情况下社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原始农业的发展除受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制约外，劳动工具的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向我们展示出这样的信息：文化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工具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早向晚期发展这一现象日趋明显，在早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上可以看出，除生活用具(陶器)外，常伴有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出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随葬劳动工具的情况尤其显著，并分化出礼器性质的农具，说明原始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例如：1993年4月中旬，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在横山清理的两座良渚文化墓葬(MI、M2)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石钺和少量玉钺(图十二)。一号墓，残；出土石钺23件、玉钺l件及玉琮、玉璧、小型玉饰等共107件。二号墓，保存完整；出土陶器1件、石钺132件、玉钺l件及小型玉饰等共284件。两墓都有很多的石钺出土，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石钺最多的，“这些石钺在制作上均未开刃，亦略显粗糙，显非实用器”(22)，无疑是具有礼器性质的器物。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仅仅是考古、历史学界的研究课题，更是一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从农业工具的“分化”角度来探讨文明起源是一新的尝试，希望通过分析发现一些起源的新线索、信息。纵观中国早期历史的发展，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发达的原始农业是古代文明起源的坚实基础，而标志或代表农业发展水平的则是当时广泛使用的生产工具。我们通过生产工具的分析可以探明工具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并解读工具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故此不失是一个探讨文明起源的新途径。
在研究文明起源的课题时，我们从农具分化的角度人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的生活首先要有足够食物，而食物的可靠来源则非农业莫属，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