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旨主义者看来，世界一边是天使，一边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恶”。这种认识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极端主义的倾向和偏执的情绪，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
     生长于基督教环境里的法拉奇曾说：“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 综观法拉奇的生平与思想可以明显感到，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她认为“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野兽的混合体” ，人类如果不假装接受善与恶的差别就无法活下去：
     “上帝和魔鬼还活着的时候，上帝许诺给予天堂以保证 ‘善’，魔鬼用地狱作威胁以惩罚 ‘恶’，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普渡众生的伟大宗教决定了人类的行为。”
     法拉奇一直难于摆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的桎梏，那种“善恶分明”的思维模式导致她的绝对主义思想，正如评论家阿达夫·苏维伊夫所言，“在她笔下的阿拉伯人都没有人性；他们要么歇斯底里，要么反复无常。要么就是杀人狂。他们性格贪婪、愤世嫉俗、充满仇恨、能来比喻她们的动物是蝙蝠、蛇和疯狗。”
     这与她的成长经历与环境自然不无关系。法拉奇生长在一个反法西斯的家庭，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1986年她曾去了德国两次，但都很快离开，而且她始终不肯在德国为自己的书籍举行促销活动。
     受她父亲的影响，法拉奇一直将美国看成是意大利的拯救者和解放者，这种“拯救天使”的印象使法拉奇一直保留对美国的好感。法拉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她选择纽约而不是意大利作为其主要居住地。在法拉奇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她借主人公之口叙述对美国的偏爱之情：“我爱美国。我爱他的友善，他的高效，他的高度文明。我觉得自己更多地属于这个的国家，而不是属于我的出生国。”
     法拉奇对美国“天使式”的偏爱一直持续到《愤怒与自豪》中，她赞美美国的自由精神，并认为这是一切团结、友好和胜利的力量来源：
     说美国特殊，是因为它诞生于一种灵魂的需要，那种想要拥有一个祖国的需要，它诞生于那种人类一直都坚信的最崇高的理想：这是一种关于自由的理想，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想让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结缡的理想。
     站在“天使”反面的伊斯兰教，在法拉奇眼中仿佛成为罪恶和仇恨的种子。面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法拉奇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并将伊斯兰教“一棒子打死”：
     事实上，与他们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和他们讲道理，更是不可思议。用纵容、宽恕或幻想的方式对待他们，无异于自杀。无论是谁，只要你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都会认为你是在欺骗。
     总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影响了法拉奇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使她时常纠缠于非此即彼的激烈冲突中，从而陷入极端主义的泥潭。
    
     四、结语
    
     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一文发表后，法国三个社会团体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将她告上法庭，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双重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法拉奇也遭到穆斯林社会的仇恨，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声言要像当年霍梅尼下令处决《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样“杀死”她。法拉奇的复出与转向，是不是意味着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新仇旧恨？而法拉奇本人今后的生活会不会遭遇如同当年拉什迪一样的威胁？这些都很难预测。
     不过，法拉奇的妹妹宝拉曾经说过：“奥莉安娜是一本打开的书。用中文或是梵文写的书。” 如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如今也正被译成各种文字，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所解读。虽然法拉奇的复出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然而此事带给我们的却不是瞬间的好奇和猜测，而是一些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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