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关于大众"。
（1）（2）（3）、J．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Culture，1989，159、193、133。
（4）I.Ang: Dallas and the ideology of mass culture, see S.during: Cultural Studies Reader，第403-420页。
3、 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
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在这一点上费斯克也不例外。费斯克的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归结点，是重新认识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它的进步政治潜能。大众文化是被统治者与弱势者（大众）的文化，它总是带有权力关系的印记，因而不能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在研究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时，我们决不能把"政治学"的概念限定在"直接的激进社会行为"中，因为，依据费斯克的观点，直接的激进社会行为，不过是冰山的顶端，它建立在一个比较模糊但又非常真实的政治意识上，大众文化与这种政治意识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隐藏的意识可以突破表面而转化为直接的政治行为。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潜能得以突破社会表面的方式，以及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关系、激进的与渐进的思想与行为的关系。"（1）
在这里，宏观政治（macropolitics）与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区别与联系，以及相应的激进的社会变革与大众的社会变革的区别与联系，是理解大众文化政治潜能与进步性的关键。费斯克认为：社会变迁有两种基本模式：激进的与大众的。前者常常被描述为"革命"，它直接导致权力的再分配并发生在相对罕见的历史危机时刻；而大众的社会变迁则是一种持续而相对缓和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增加从下至上的人民权力，进而使得中央权力一点点软化，因而它是进步的但又不是激进的。与此相应的是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区别。如果说宏观政治是指激进的、直接的社会行为，那么，微观政治则是一种更加间接的、渐进的、积累的对抗，是多元与差异意识的逐步培养。它虽然不是以推翻统治权力为直接目的，但是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激进的社会革命。"通过培育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存在的反抗，微观政治为宏观政治的种子提供着肥沃的土壤，缺少这种土壤，宏观政治的种子必然无法开花结果。"（2）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原因，更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在微观政治水平上起作用。"大众文本可能是进步的--在它们鼓励有助于改变或动摇社会秩序的意义之生产的意义上，但永远不会是激进的--在它们永远不会直接对抗或推翻那个秩序的意义上。"（3）大众的经验总是在统治结构的内部形成的，这决定了该结构内部的支配性力量总是要渗透到大众文化及大众快乐之中。大众文化永远不可能激进地摆脱它身处其中并流行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大众文化的进步性表现为生产并扩展这个结构内部的大众空间，它们的本质存在于其对抗、冒犯、逃避这些力量的能力之中。不过，大众的对抗虽然不是激进对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历史条件生产出一种激进危机的时候，大众文化不能在可能发生的激进变迁中起积极的作用，或转化为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只意味着象征的或文化的系统不能单独生产此类历史条件。费斯克认为，尽管西方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仍无迹象表明导致它彻底毁灭的危机已经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文化不可能是激进的，而只能是进步的。
越是微观的东西常常越不容易被控制。比如，微观政治中之最微观者为幻想的内在世界（interior world of fantasy）。作为内在空间的幻想活动超出了意识形态殖民化所能及的范围。这种内在反抗的进步潜力如果被赋予社会维度，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行动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关系把自己的内在反抗与别人的内在反抗结合起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种反抗力量就会得以强化与扩展（如一个迷恋麦当娜的女歌迷，从麦当娜那里获得了力量并改变了她与男子的关系，并进而把这种力量扩展至她与家庭、社会、工厂的关系），而"文化理论家的作用之一或许就是帮助这种内在反抗的社会化。"（4）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大众文化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而那种激进对抗的艺术形式-
（1）、（2）、（3）、（4）、J．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Culture，1989，190、161。
-先锋艺术，却不可能是大众的。原因是激进的艺术形式以制造陌生与增加难度的方式对抗统治，结果不能提供与人民日常生活的相关点。与大众文化的"周旋"策略不同，激进艺术试图创造自己的完全不同于统治系统的存在语汇（terms of existence），使自己从现状中解放出来。费斯克不否定这种激进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作用，但它与大众的严重隔阂限制了其政治作用。很少有历史证据表明任何激进的艺术形式已经产生可以看得见的政治效果。正如巴尔特指出的，先锋艺术只能引发少数人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它永远不能是阶级冲突的一部分。此外它只能在美学与伦理的领域挑战资产阶级，而决不动摇其经济与政治权力（1）。在费斯克看来，"激进艺术的政治效果因与人民日常生活的脱节而十分有限。同样，大众艺术的激进性则因为其相关性的要求而受到限制。"（2）因此，这两种文化形式各有长短，应当互补而不是对立。大众参与是激进变迁的基础，而与激进运动的联系则能提高大众文化的进步性。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正确理解大众文化进步性的原因，是不能解释激进与渐进的差异与关系，不能区分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与有组织行为的宏观政治学的差异与关系。缺乏宏观意义上的激进性与直接效果，并不意味着大众化的东西是反动的、同谋的、妥协的，或没有声音的。它恰好表明，激进的左派学术理论家与政治理论家，因其宏观与激进立场而忽视甚至否定了微观与渐进。它们应当更加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条件下90％的看不见的政治潜力能够转化为直接政治运动。"（3）这正是左派激进理论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派在90年代失去民众，虽然他们主观上支持民众利益并希望与之联合。这与他们蔑视大众文化的进步性有直接关系。最重要的是，这种蔑视
（1）（2）（3）、J．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Culture，1989，159、193、133。
（4）I.Ang: Dallas and the ideology of mass culture, see S.during: Cultural Studies Reader，第403-420页。
3、 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
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在这一点上费斯克也不例外。费斯克的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归结点，是重新认识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它的进步政治潜能。大众文化是被统治者与弱势者（大众）的文化，它总是带有权力关系的印记，因而不能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在研究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时，我们决不能把"政治学"的概念限定在"直接的激进社会行为"中，因为，依据费斯克的观点，直接的激进社会行为，不过是冰山的顶端，它建立在一个比较模糊但又非常真实的政治意识上，大众文化与这种政治意识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隐藏的意识可以突破表面而转化为直接的政治行为。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潜能得以突破社会表面的方式，以及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关系、激进的与渐进的思想与行为的关系。"（1）
在这里，宏观政治（macropolitics）与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区别与联系，以及相应的激进的社会变革与大众的社会变革的区别与联系，是理解大众文化政治潜能与进步性的关键。费斯克认为：社会变迁有两种基本模式：激进的与大众的。前者常常被描述为"革命"，它直接导致权力的再分配并发生在相对罕见的历史危机时刻；而大众的社会变迁则是一种持续而相对缓和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增加从下至上的人民权力，进而使得中央权力一点点软化，因而它是进步的但又不是激进的。与此相应的是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区别。如果说宏观政治是指激进的、直接的社会行为，那么，微观政治则是一种更加间接的、渐进的、积累的对抗，是多元与差异意识的逐步培养。它虽然不是以推翻统治权力为直接目的，但是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激进的社会革命。"通过培育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存在的反抗，微观政治为宏观政治的种子提供着肥沃的土壤，缺少这种土壤，宏观政治的种子必然无法开花结果。"（2）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原因，更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在微观政治水平上起作用。"大众文本可能是进步的--在它们鼓励有助于改变或动摇社会秩序的意义之生产的意义上，但永远不会是激进的--在它们永远不会直接对抗或推翻那个秩序的意义上。"（3）大众的经验总是在统治结构的内部形成的，这决定了该结构内部的支配性力量总是要渗透到大众文化及大众快乐之中。大众文化永远不可能激进地摆脱它身处其中并流行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大众文化的进步性表现为生产并扩展这个结构内部的大众空间，它们的本质存在于其对抗、冒犯、逃避这些力量的能力之中。不过，大众的对抗虽然不是激进对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历史条件生产出一种激进危机的时候，大众文化不能在可能发生的激进变迁中起积极的作用，或转化为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只意味着象征的或文化的系统不能单独生产此类历史条件。费斯克认为，尽管西方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仍无迹象表明导致它彻底毁灭的危机已经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文化不可能是激进的，而只能是进步的。
越是微观的东西常常越不容易被控制。比如，微观政治中之最微观者为幻想的内在世界（interior world of fantasy）。作为内在空间的幻想活动超出了意识形态殖民化所能及的范围。这种内在反抗的进步潜力如果被赋予社会维度，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行动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关系把自己的内在反抗与别人的内在反抗结合起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种反抗力量就会得以强化与扩展（如一个迷恋麦当娜的女歌迷，从麦当娜那里获得了力量并改变了她与男子的关系，并进而把这种力量扩展至她与家庭、社会、工厂的关系），而"文化理论家的作用之一或许就是帮助这种内在反抗的社会化。"（4）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大众文化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而那种激进对抗的艺术形式-
（1）、（2）、（3）、（4）、J．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Culture，1989，190、161。
-先锋艺术，却不可能是大众的。原因是激进的艺术形式以制造陌生与增加难度的方式对抗统治，结果不能提供与人民日常生活的相关点。与大众文化的"周旋"策略不同，激进艺术试图创造自己的完全不同于统治系统的存在语汇（terms of existence），使自己从现状中解放出来。费斯克不否定这种激进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作用，但它与大众的严重隔阂限制了其政治作用。很少有历史证据表明任何激进的艺术形式已经产生可以看得见的政治效果。正如巴尔特指出的，先锋艺术只能引发少数人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它永远不能是阶级冲突的一部分。此外它只能在美学与伦理的领域挑战资产阶级，而决不动摇其经济与政治权力（1）。在费斯克看来，"激进艺术的政治效果因与人民日常生活的脱节而十分有限。同样，大众艺术的激进性则因为其相关性的要求而受到限制。"（2）因此，这两种文化形式各有长短，应当互补而不是对立。大众参与是激进变迁的基础，而与激进运动的联系则能提高大众文化的进步性。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正确理解大众文化进步性的原因，是不能解释激进与渐进的差异与关系，不能区分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与有组织行为的宏观政治学的差异与关系。缺乏宏观意义上的激进性与直接效果，并不意味着大众化的东西是反动的、同谋的、妥协的，或没有声音的。它恰好表明，激进的左派学术理论家与政治理论家，因其宏观与激进立场而忽视甚至否定了微观与渐进。它们应当更加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条件下90％的看不见的政治潜力能够转化为直接政治运动。"（3）这正是左派激进理论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派在90年代失去民众，虽然他们主观上支持民众利益并希望与之联合。这与他们蔑视大众文化的进步性有直接关系。最重要的是，这种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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