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使得他们无法产生一种关于大众文化的积极理论。他们看不起大众文化的迷恋者，他们的理论是悲观主义的，因为他们把人民视作统治系统的受骗者，把统治的效力绝对化；同时它又是清教主义的，因为它不能忍受人民的妥协的一面，同时看不到人民在妥协的同时随时在对抗与逃避。结果，人民对付系统的谋略、他们逃避或对抗系统时的快乐，以及扩大自己文化空间时的收获，均通过"合谋理论"而被否定。"他们不是正面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反而因人民在日常生活的抵抗中寻找满足而将其贬低为文化上的易受欺骗者。"（4）费斯克说："人民当然不会认同这种贬低他们的政治与文化理论，这是毫不奇怪的。"（5）所以，现在的一些文化理论家，除费斯克外，还有托尼·本尼特（T．Bennett）与斯图亚特·霍尔等，都主张要重新把左翼理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发展出一种积极而又务实的大众对抗形式。
       由于激进左派的这种态度，大众现在正在倒向右翼势力，成为右翼的大众主义。这就为左派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悻论：关心弱势集团利益的左翼因其对于弱势集团渐进变革潜能的悲观估计，而不停地设计一种脱离大众的激进政治乌托邦；右翼则通过把人民的欲望综合进自己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通过与大众结成联盟而利用了大众文化，从而可以通过大众主义的修辞把左派界定为反大众的。如果说右派用以综合大众的是个体自由与幸福修辞，那么，左派则常常使用社会正义修辞。但遗憾的是，后者对于大众常常甚少感召力。在费斯克看来，左派需要的是找到把自己对于社会正义的关心与大众的幸福欲望-一尤其是物质欲望--相结合的方式。统治系统通过满足人民的需要（无论多么有欺骗性）而"收买"人民，而左派则在批评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同时，贬低人民的物质需要本身，而不是寻找更加进步的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这种理论只能建立在厂列前提上：人民将抵制自己已经在统治系统中得到满足的需要。遗憾的是，这个前提当然是一厢情愿的。  

(1)、(2)、(3)、(4)、(5)、J．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Culture，1989，P161～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