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孙教授为此呼吁：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机制已刻不容缓。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换，政府要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转变为带有超然性的公共政府。其次是关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过于刚性，而应有相当的柔性和弹性，使当事各方多一些选择而不是华山一条路，使矛盾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狂飙突进。再就是承认利益组织的合法性，以利于利益要求的表达和提炼，以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磨合，使利益博弈能够有序展开而无失控之虞。 

    　利益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但现实中缺少一种能够盛装这种博弈的容器，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正常的博弈规则很难建立起来，整个博弈过程就不能不是一个畸形的过程。 
　　 
　　据中国国家信访局透露，2004年该局受理的群众来信比2003年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分别比2003年上升58.4%和52.9%。急剧上升的数字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博弈时代到来之时，而我们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准备，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这是最可担忧的。 
　　 
　　日前，江平、孙立平、钟伟、何帆、杨鹏等大陆知名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激辩。 

江平：公权与私权冲突成博弈主题 

　　著名法学家江平把利益冲突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私权跟私权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公权跟公权的冲突；第三个层面是公权跟私权的冲突。他认为，私权跟私权的冲突不可怕，只要有一个公正的法院就足以解决。公权跟公权的冲突后果很严重，在一些国家甚至闹到民族分裂的地步，但在中国这种冲突也不可怕，因为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只有最后一种冲突，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江平认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是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现在跨进了市场经济时代，但距完全的市场经济为时尚早，这就注定了一方面国家干预仍较广泛，另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又在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下，一旦公权越界，必然遭遇私权抵制。这就注定了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构成当下中国利益博弈的主题。 
　　 
　　江平认为，要解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必须清除观念障碍，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任何人无权剥夺或者限制。 
　　 
　　江平说，问题就在这里，相关法律规定往往十分粗疏，比如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颇为含混，不免给人以上下其手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就显得非常紧迫。必须把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跟社会公共利益区别开。 
　　 
　　江平尤其对刚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深表忧虑。他认为，《物权法》本应是私权的保护神，但《物权法》草案在某些方面却大大退步了。关于征用私产，原来写的是给予合理补偿，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却是这样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征用私人财产，按国家规定给予补偿，“合理补偿”也没有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规定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合法合理，国家规定万一不合法不合理怎么办？第二，什么叫国家规定？我们的法律体系只有法律法规规章这样的概念，从来没有“国家规定”之类的笼统概念。“国家规定”含义笼统，以至于谁都可以说自己的规定是国家规定，谁都可以借国家规定打私人财产的主意，这么一来，公民的合法私产还能安宁吗？江平为此疾呼：“国家规定”必须受制约。一方面，“国家规定”要有严格界定；另一方面，老百姓如果对国家规定不服，应该有救济渠道，可以告上法庭，这就需要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要是国家规定就必须服从，这种立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会给私权保障机制留下很大隐患。 

孙立平：畸形博弈导致社会风险增长 

　　江平的观点为多数学者赞许，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则表示不能完全认同。 
　　 
　　孙立平断言，情况实际上比江平先生的划分更为复杂。当下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公私分明的社会。他举了一个例：比如房屋拆迁，地方政府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其背后很可能是某个开发商的利益。这就不是简单的公权私权冲突，而是公权和私权结合到一起，欺压另一部分私权。孙认为，近年的所谓房地产热，实质上就是房地产商与地方利益部门联手打造的。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房地产领域，教育产业化也好，医疗产业化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私权和公权结合到一起。 


　　 
　　孙立平说，我们一直有个期望，就是在国家之外能长出一个社会来，只要能长出一个社会来，就不难制约国家。现在，社会是逐渐长出来了，但社会也在分化，越来越复杂。 
　　 
　　孙认为，岂止社会在分化，公权也在分化，典型的特征就是部门打架。不同部门之间打架，打的当然都是部门利益。所以人们讲，现在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公和私，再加上官员腐败的因素，就使公和私这两种不同的利益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联结起来，处于强势的私权往往借着公权的名义大行其道，侵犯处于弱势的私权。这样一种复杂的格局，使得识别公权私权变得空前困难，更不用说规范公权私权了。这构成当今利益博弈的一个显著特点。 
　　 
　　利益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缺少一种能够盛装这种博弈的容器，这是孙立平所说的利益博弈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孙认为，面对博弈，我们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准备，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这是最可担忧的。在博弈时代到来之时，公权依旧很少改变，正常的博弈规则很难建立起来，整个的博弈过程就不能不是一个畸形的过程。 
　　 
　　他列举了畸形博弈的几个表征： 
　　 
　　其一是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当政府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或者说与市场中的其他利益主体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政府就成为当事一方，这时候公正往往免谈。 
　　 
　　其二是利益主体不均衡。中国的两极分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孙的解答是：不是因为某种政策的偶然失误，也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一样。而能力的不一样，在于权力的不一样。正是公权的介入，这样一个非自然非市场的因素，才使两极分化走到今天，以致利益主体的失衡发展到精英寡头化的程度。 
　　 
　　其三是在利益主体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利益博弈往往蜕变为利益掠夺。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1980年代的利益分化只是收入分配的分化。1990年代中期之后，瓜分经济的苗头出现，个人或团体开始瓜分公共资源，利益落差扩大。近几年走到第三阶段，掠夺经济开始抬头，公共资源所剩无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相掏腰包，利益落差因此急剧扩大。 
　　 
　　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孙教授为此呼吁：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机制已刻不容缓。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换，政府要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转变为带有超然性的公共政府。其次是关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过于刚性，而应有相当的柔性和弹性，使当事各方多一些选择而不是华山一条路，使矛盾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狂飙突进。再就是承认利益组织的合法性，以利于利益要求的表达和提炼，以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磨合，使利益博弈能够有序展开而无失控之虞。 

钟伟：社会成本比资源成本更昂贵 

　　致力于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钟伟教授告诉记者，从这些博弈个案中，他发现一个规律：所有事端都发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不是挑战意识形态，也不是反对各级政府。只是当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妥善处置的时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当私产安全、生命安全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冲突才会升级，矛头开始转向基层政府，并向上蔓延。钟伟据此断言，利益冲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也绝不存在所谓政治危机的问题。但如果不能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冲突，而是想像过度，似乎只要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构成威胁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这才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钟伟认为，导致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不均衡。比如土地开发权的集中，电厂的建设，如果算大账，往往意味着利益总量的增进，原因很简单，土地的非农业使用肯定会比农业使用能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问题不在于利益总量的大小，在于公权介入之后，就把私权挤走了；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冲突时，往往是整体利益独大，个体利益被忽略，这才是要命的事情。作为政府官员，往往只考虑地方财政增收，只考虑公权的需要，而很少换位思考，兼顾民众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们过于霸气，没有请求人民同意这样的习惯。尽管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决策可能是对的，确实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处理整体利益跟个人利益的关系，忽略个人利益，结果就导致了抵制，导致了冲突。 


　　 
　　钟伟特别提醒：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警惕这样的倾向，即公权过于强势的倾向。有一种观点曾颇为流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巨大成就，奥妙就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资源的高度集中。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征地没什么成本，所以高速公路迅速修起来了；因为矿产是国家的，资源没什么成本，所以大型国有企业迅速发展了。一些学者据此推论，如果不是高度集中，而是把财富量化到公民个人头上，那么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效，所谓制度的节约成本就不存在了。因此集权不是弊端，恰恰是我们的制度优势。钟伟毫不掩饰他对这种观点的反感。他说，集权是有效率的，集权可以带来繁荣，但人民需要的不只是效率，人民更需要公平；人民需要的不只是繁荣，更需要可以分享的繁荣。如果只要效率，只要繁荣，而根本不考虑人民的这些感受，那么，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社会变革。历史证明，只强调集权的效率和集权所带来的制度节约，资源成本可能是节约下来了，但比资源成本代价更昂贵的社会成本却会累积起来，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何帆：公权与公权亦需均衡 

　　青年经济学家何帆以体制内部关系的调整，作为建构博弈机制的切入点进行阐述。他认为，很多问题未必都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民众所享受到的公共产品，事实上大部分是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但地方政府要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除了征地之类，它往往没有别的资源，这就迫使它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所以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财政体系的缺位，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缺失。 
　　 
　　何帆认为，建构博弈机制的必要前提，是调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这种调整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入手。他强调，很多东西应该由公共财政来埋单，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能只靠精神投入，也是要拿钱来投入的，比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公共教育体系的建设，环保机制的强化，只有加大投资健全了这些体系，和谐社会才是可以期待的。否则，该投资的公共产品不投资，全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地方政府既不能发债，又不能有合理的财政收入来源，当然只能“铤而走险”。 
　　 
　　何帆说，公共财政体系的建构，实际上是中央跟地方在利益上的调整，包括权力层面的调整。中央政府应该加大权力下放的幅度。因为所有的权力为你所有，所有的问题也都会归到你的头上。与其如此，不如通过适当分权，让地方政府为中央政府分担一些责任，从而为中央政府赢得更大的灵活性。否则，到头来地方政府的所有失误，最后都要让中央政府来埋单，压力就会统统集中到中央政府，这对稳定大局显然是不利的。 

杨鹏：公权分割是最危险的事情 

　　政治学者杨鹏认为，利益分化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分化，其结局不只是社会多元，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多元；不仅导致体制内部的利益多元，更导致体制内部各利益群体的独立化。体制内部的独立性团体，都借助普遍的公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利益，都借助合法伤害权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许多所谓的公私冲突，说到底，还是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有一部分私人可以利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一部分私人成为牺牲品。杨鹏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早解决这个问题，矛盾只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杨鹏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政府重建，即建设一个统一的政府。多元社会、多元政府是非常危险的局面，越是多元社会，越是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一个公共的政府。只有统一的政府、公共的政府，才不至为各种不同的乃至是对立的私权所利用；只有统一的政府、公共的政府，才有能力平衡、协调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结语：构建博弈机制的社会条件已成熟 


　　 
　　孙立平称，现在是构建博弈机制的好时候，因为社会矛盾虽然突出，但政治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这说明我们具备了构建博弈机制的实力和能力，构建博弈机制的社会条件已成熟。因此，在依靠政策平衡利益关系的同时，更应该致力于构建博弈机制的布局。